1949年10月1日下午，天安门城楼上礼炮轰鸣，张友渔站在人群之间。举目望去，旗帜与欢呼把长安街淹没，他却下意识去摸胸前那只旧钢笔——十七年前，在香港避难时，他用这支笔记下“若有归期，必于京华再见”八字送给妻子韩幽桐。彼时两人一南一北，谁也想不到，会在新中国成立这天各自奔忙于首都的不同岗位：他筹备市政接管，她起草教育行政方案。
时间拨回1927年暮冬，北京阴风凛冽。张友渔作为被捕的市委秘书长，第一次在国民党北平特别法庭远远看见韩幽桐。法警推搡之间，她紧抿嘴唇，眼中却透出冷静。张友渔那句“名册已焚，欲供无据”掷地有声，震得审讯室一阵寂静，也让站在角落里的韩幽桐心口发烫。此时她才21岁，读大二，原本只是请示马骏工作，意外被捕。敌人没料到，两位素昧平生的青年就此在牢墙内埋下信念的种子。
出狱后，他们分赴天津与北平。张友渔潜入阎锡山控制的天津市政府新闻科，白天翻译公文、夜晚抄写传单；韩幽桐回校园，白天听罗隆基的国际法，夜里和同学油印《人言周刊》。彼此通信靠暗号：一行宋体诗后若加一撇，表示安全，若加一捺，则立即转移。短短几行字，比任何情话都沉甸甸。
1930年11月形势突变，张学良接管天津。张友渔身份暴露在即，党组织让他连夜登船去横滨。他没来得及送别，在船舷写下“春风未渡东海”寄往北平。韩幽桐收到时，信封已经被检查过，她只好把诗抄进课堂笔记掩人耳目。
1931年“九一八”后，国人抗日情绪高涨。张友渔以《世界日报》主笔身份回到北平；韩幽桐任学生抗日联合会负责人，策动南下请愿。前门东站三昼夜卧轨，她站在铁轨上嘶喊，张友渔却不能现身相助——身份一旦暴露，整条交通线都会葬送。两人隔城相望，各守纪律。韩幽桐被捕那天，他在社论里用“北地寒星”四字影射她的坚韧，报纸通版删改，唯独这四字留存。
1932年夏，一场短暂的安宁到来。韩幽桐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成为法学部首位华人女研究生；张友渔奉命赴日调查军国主义动态。黄昏时分，神田旧书摊前常见一身呢大衣的他和着浅色风衣的她，比对版本、讨价还价。东京人笑称“那对中国学究天天搬书像打仗”。一年后，小教堂里简单仪式，两只戒指、一张合影，又匆匆分道扬镳。
抗战全面爆发，他们频频置身险境。郑州轰炸那次，屋顶飞扇砸下，韩幽桐拽起棉被顶在丈夫头上，两人踉跄冲出废墟；不久，张友渔打着“左派教授”旗号进入石友三部，枪口与猜忌相伴，她却被西北联大解聘，理由是“过激宣传”。世事一再拆散，但两人心有默契——“能并肩最好，不能，同向而行”，这句话在通信里出现过三次。
1941年1月皖南事变，重庆报馆乌云压顶。一纸命令要求各报痛斥新四军，张友渔攥着稿纸对总经理张万里轻声说：“这篇，我写不了。”张万里叹气：“最好早做安排。”夜色里，他推门回家，韩幽桐没有问，只递过一只打包好的小皮箱。两小时后，他们已在通往香港的秘密交通线上。
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变成火海。一次深夜，几名伪军闯进他们的藏身处，刺刀顶在胸口。张友渔用流利日语喝退对方，那几人以为遇到日本特高课官员，慌乱逃离。余震未平，两人移至九龙海边，通过东江纵队护送，攀绳索越过绝壁。舷灯微弱，海面起浪，张友渔不会游泳，只能死死抓住粗麻绳，掌心被磨出血痕。
日本投降，夫妻档却再度分手。张友渔进入周恩来代表团，专攻宪政谈判；韩幽桐奉命北上，参与东北教育改造。她从重庆悄然离开，带走的仅一本《民法总则》和高崇民——后者化名“韩先生”上了美国运输船。高崇民日后常笑：“世上最安全的伪装，莫过于这位女同志的丈夫。”
1949年初夏，北平和平解放。张友渔奉调参与接管城市，对外是北平市副秘书长；韩幽桐在天津组织教育局，兼顾法院筹备。两人往返津京，靠军车与邮袋传递文件。10月的礼炮声中，他们终于同在一城。
新中国成立后，张友渔历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市副市长，主要负责法制与文化；韩幽桐先后担任中央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华北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民庭副庭长。夫妻俩白天各在会议桌前审议法规，夜里常在书房讨论判例与条文，有时观点激烈到拍案，第二天却又并肩出门。张友渔笑言：“家里有两套法理，争到天明也无妨。”
1985年8月13日17时许，韩幽桐在北京医院安静闭眼，终年七十七岁。临终前几天，她同意把自己的研究手稿全部捐给中国政法大学，只留下一枚咖啡色信封给张友渔。信封里是当年东京街头的合影以及一句笔记：“能并肩最好，不能，同向而行。”
1992年2月26日清晨，九十四岁的张友渔在病榻上合上了那本法学笔记，随后离世。熟悉两位老人的人常说，他们的感情写在档案之外：在秘密文件里是代号，在法案里是批注，在城市霓虹初上的那天夜晚，则化作两行灯火——一条照亮政务大厅，一条投向法院长廊。艰险岁月里，他们用执着与才智守护信仰；和平年代里，又用法律与教育擘画新国家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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