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仲夏,山城雾锁嘉陵,防空警报依旧此起彼伏,剧团的木门却哐啷一声推开,23岁的张瑞芳抱着剧本《屈原》匆匆进屋——这一年,她心里惦念的事不全是舞台,还有搁浅已久的婚姻。

那时候的她,名气正盛,重庆文艺界几乎无人不知“婵娟”张瑞芳。可外界只看见珠光宝气,很少人知道,她和同为话剧演员的丈夫余克稷早已貌合神离。抗战的炮火拉远两人距离,思想差异更像无形的墙,把年轻的婚姻堵得透不过气。

排练《屈原》时,一个高挑的男演员引人侧目——金山。南洋归来,他带着些许传奇:既是舞台巨星,又曾在战火中给伤兵唱过《义勇军进行曲》。有意思的是,报纸把他写成“浪漫到危险”的公子哥,绯闻随处可见。张瑞芳原本对这种人敬而远之,可毕竟同台,避不开,只能客气点头。

台上两人饰演屈原与婵娟,琴瑟和鸣;台下一走到一边,张瑞芳却总保持距离。金山纳闷,索性摊牌,他在后台递上一支烟,轻声说:“我当过红军,是周公信得过的人,你不必防我。”短短一句,让张瑞芳愣住。原来,台下的他并非传闻中的浪子,也在地下交通线上出生入死。这层共同的信仰,迅速拉近了两颗心。

与此同时,余克稷对政治话题毫无兴趣,甚至嫌她“工作上纲上线”。一次争吵后,张瑞芳深夜独坐灯下,翻着被汗水浸湿的剧本,忽觉婚姻像一场排错的戏——台词一句对不上,动作全是别扭。思量三日,她推开丈夫房门,只留下两个字:“离吧。”余克稷喊住她:“再想想!”她没有回头。

1943年春,张瑞芳与金山在山城举办简朴婚礼,杜月笙做主婚人。她这才知道,金山竟是杜月笙的“关门弟子”。风云人物的光环并未给这段新缘分增添安稳,反倒让它多了几分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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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紧张,后方也不平静。1947年,延安整风后的周总理去电,希望金山随剧团北上慰问解放军。途中,金山与总理养女、才华横溢的孙维世相识。那姑娘眼神明亮,谈《茶馆》时滔滔不绝,金山心动得快,收敛得慢。排演间隙,他给孙维世递上的可乐糖,张瑞芳看在眼里,心里已凉半截。

接下来的几个月,夜深人静时,张瑞芳常听见自己心脏的跳动像鼓点。她问金山:“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金山沉默很久,只回一句:“对不起。”两人到此为止。1949年春,北平城头升起红旗,她却在西山办了离婚手续,没闹、不拖,签字后一人一包行李,各奔前程。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电影制片厂扩招文艺骨干。张瑞芳投身《南征北战》剧组,枪林弹雨里塑造的“梁素芳”让观众眼前一亮。就在拍摄间隙,她偶遇同住一幢宿舍楼的严励——老新四军,写剧本能写词,拉小提琴也不赖。朋友们爱起哄:“他三十多岁还光棍,张老师不如帮帮他,也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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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芳本能想退。她已背着两段婚史,还有结核留下的后遗症,医生断言难再生育。她把这些摊开,一口气说完。严励听罢,只轻轻一句:“舞台会老去,人不会丢。”那一刻,张瑞芳心头一热,仿佛灯光落进暗室。

1952年11月7日,两人在上海领证。那天社会一片庆祝十月革命纪念日的热闹,张瑞芳却被临时拉去中苏友好大厦跳交谊舞。等她急匆匆赶回家,客厅早坐满亲友。有人起哄:“新娘罚唱一段!”她爽快亮嗓,一曲《松花江上》,掌声震得灯泡都晃。

婚后几十年,张瑞芳跑片场、开代表会、出国访问,严励则在幕后当好“后勤部长”。朋友打趣他:“你不怕她是大明星?”严励笑:“她在台上光芒万丈,下了台还得找钥匙开门。”日子过得不声不响,却也牢靠。1966年的风雨中,两人守着彼此,住进三十平米小屋,靠着蜂窝煤取暖;1978年春,改革的风一起,又拾起压箱底的剧本,继续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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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周总理点名让张瑞芳随廖承志访日。临行前,她到西花厅辞行,见到邓颖超,忍不住自嘲:“头发都白了,还得奔波。”邓大姐拍拍她手:“能跑得动,就是好事。”短短一句,让张瑞芳红了眼眶。

岁月疾驰。2001年冬,严励查出癌症,医生预测半年。奇迹般地,他又陪伴张瑞芳两年零八个月。病榻旁,他轻声说:“你别愁,我不疼。”张瑞芳拉着他手,答得很轻:“我在呢。”2004年,严励离世,两人只差两年就能迎来金婚。

2003年,电影界授予张瑞芳“终身成就奖”。领奖台下掌声雷动,她只淡淡一句:“一路走来,戏比我大,观众比我重。”人们记住的,是那个舞台上永远明亮的身影,也是她三次婚姻背后,不愿将就的性情与对艺术、信念的倔强执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