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2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寿宴的桌次中，一位身形清瘦、肤色黝黑的中年人被安排在主位左侧，他就是钱学森。菜刚上齐，毛主席拿出烟盒，随手抽出一支递过去，烟还没碰到钱学森指尖，主席又轻轻收回，笑言：“还是要自力更生哟。”席间一阵会心的笑声。这一幕，后来被视作两代人对“自立”二字最生动的注脚。
时间拨回1950年。洛杉矶的凌晨微凉，联邦调查局探员敲开钱家大门，将钱学森带走。理由是“涉嫌违反出口控制法”。十五天高强度灯光审讯，他暴瘦十五公斤，甚至几乎失声。出狱后，美国政府给他开出“洛杉矶半径二十公里”的禁足令，特工晃在门口晃得理直气壮。人身受限，精神却未曾缴械——浴室里垫着椅子写论文，客厅地板画火箭草图，蒋英守着电话应付骚扰，日子过得像战壕里的科研所。
1954年，《工程控制论》在纽约上市，引起轰动。有人评论，这本书让美国再次看到钱学森的“威胁价值”。同一年，他从报纸上捕捉到陈叔通出席北京五一典礼的消息，立刻写信求助。信被折进蒋英寄给国内亲友的包裹，通过几道转手，终落到周总理案头。日内瓦会议期间，王炳南拿出钱学森亲笔信，当面拆穿美方所谓“自由往来”的说辞，美方终于松口。
1955年9月17日，“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港，旧金山雾气漫出海湾。船舷边的钱学森，用中文对三等舱同伴说：“外国人能搞得，难道中国人不能搞？”十七天后，上海码头迎来了这个被美国海军次长金贝尔评价为“值三到五个师”的男人。
归国不到四十天，他便跑遍东北厂矿与院校。哈尔滨军工大礼堂里，陈赓大将爽朗发问：中国能不能造导弹？钱学森抖开卷宗，一句话作答，像冬夜里炸开的鞭炮，震得堂梁轻颤。随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呈交中央，高层特批，国防航空工业委员会迅速挂牌。
1956年秋，钱学森随周总理赴中南海。毛主席握住他的手，称呼他“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并请他牵头导弹事业。钱学森推辞说只是科研人员，主席却摆手：“这么复杂的科学，别人替代不了。”短短对话，定下后续十年中国国防科技布局。
1958年，科学院成果展上，主席蹲在两只卫星模型前观察，那只装了小狗的模型“汪汪”叫。毛主席笑着点评，“土八路也能打败洋鬼子”，说完还特意拉住来不及解释的技术员，嘱咐“土办法照样干，大气魄别丢”。不久，“东风”系列立项，钱学森担任技术总负责。
1960年7月，苏联专家集体撤离，带走图纸与核心设备。十七天后，中国自行仿制的近程弹道导弹点火成功。那天夜里，试验场灯光刺破沙漠，科研人员集体高呼，沙粒卷进喉咙也没人顾得上咳。消息汇往中南海，主席高兴得连说三个“好”，当即决定除夕夜将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请来小聚。
那个夜晚，主席先向钱学森递上热茶，又问家属有无怨言。钱学森答：“家人觉得没带他们见主席，是遗憾。”一句半玩笑话，换来满屋笑声。谈及反导构想，主席掐灭烟头，定下“十年也要搞出来”的时间表。事实证明，四年后，我国第一枚中近程导弹飞行成功，九年后返回式卫星升空。
再回到1964年的寿宴。毛主席给钱学森夹红烧肉，调侃他“沙漠晒黑了，要补一补”。短短几分钟寒暄，道尽科研人员在戈壁滩风沙里留下的青春。那一支递而复收的香烟，也在无声中提醒——靠别人永远不稳当，核心技术只能长在自己手上。
1969年春，酒泉仪表室里，钱学森望着点火按钮，鬓发已生霜。大屏幕出现万米高空数据曲线，他轻轻嗯了一声，转身走入夜色。一条深深的脚印留在沙地，任由风吹不散。自力更生的信念，早已写进那道脚印里，写进遥遥升空的火光里，更写进一个民族的技术底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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