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牧
我老家是四川渠县的，1964年，因为一些莫须有的原因，我在四川老家失去了教师工作。
这时正好有一位同学兼朋友邓先映刚从新疆回来，他因为有了更好的去处不想再回新疆了。
我愿去新疆碰碰运气，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带着去找他的一位同乡朋友，看能不能在那里落脚找到一份工作。
就这样，我和同乡姜大哥一起坐上了开往新疆的火车。我们先到了乌鲁木齐。
姜大哥很快找到了去阿勒泰的车，而我则挤在气味难闻、人满为患的长途汽车站，幸运地抢到了一张去伊犁方向的“加票”。
其实，我并非要去伊犁，而是要去一个叫安集海的地方，寻找那位“朋友的朋友”——我其实根本不认识的蒲心安。
汽车在荒凉的戈壁上颠簸，窗外的景象一片枯黄。
到了安集海，那是一个像巨大焦黑锅底的地方。我找到了蒲心安，他是一位善良的商店保管员，也是“盲流”来的四川老乡。
他收留了我，让我住在公路对面简陋的客栈里。房间里臭虫、老鼠横行，但那是我在新疆的第一个落脚点。
蒲心安帮我联系附近农场的工作，但等了好几天都没有结果。看着他用微薄的工资负担我的食宿，我心里越来越不安。
想着自己多少天了都没有着落，一颗泪珠潸然落下(我永远记得，那是我到新疆流下的第一滴泪）。
最终，我决定不再等待，要自己向西边去碰碰运气。
蒲心安没有强留，只是郑重叮嘱我：“不管到哪里，一定留够发电报的钱。收到电报，我就给你汇钱。”
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温情，我搭上了一辆过路卡车，打算去精河。
没想到司机在乌苏吃饭时，把我甩下了。站在陌生的街头，我倍感无助。
但我不甘心，一番周折后，我拦住了一辆去伊犁昭苏县的拉牲口的车，好心的司机让我坐进了驾驶室。
他告诉我，伊犁的农四师好像还在招工，这消息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
然而，车到五台检查站，因没有“边境通行证”，我被卡住了。趁着守人员不注意，我绕道逃了过去，但接我的车已经走了。
我只能徒步向前，穿过荒原。夜幕降临时，我幸运地被一位挖草药的赵同志带到哈萨克牧民的毡房借宿，度过了寒冷的一夜。
我婉拒了赵同志合伙挖药的邀请，心里还是想找一份“正经”工作。
其实我心里更明白，我有一个流浪的形，但缺乏一点流浪的魂。尽管被迫闯荡而出，但寻“正道”，仍是我心中最神圣的圭臬。
走下山口，我继续步行向西。正饥肠辘辘，精疲力尽时，遇见一位热心的解放军开着车，这时的我也不管到哪去了。坐上军人的车，风驰电掣，回经三台，回经五台，回经乌苏和沙泉子，又回经我前天大有一番“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安集海，自己都感到是一种嘲弄。
深夜时分，一气跑完四百公里，到了石河子。
在石河子街头徘徊时，我猛然想起好友邓先映曾经在自己的小说里写过的一个在石河子卖鞋的传奇人物，好像叫“姚文培”。
我疯了一样冲到车站，确认了“莫五场”这个地名，又绞尽脑汁想起了“姚文培”这个名字。
奇迹般地，我真的在莫五场修配厂找到了姚文培。
这位侠义心肠的四川大汉，听完我的来意，当即拍胸脯收留了我，并以“表弟”的名义打报告为我争取工作。
姚文培又通过认识的一位同行帮忙，最终我在邻近的莫二场抓住机会，以“劳动管饭”的方式被工程队收留，开始了在戈壁滩上打土坯的艰苦劳动。
因为我在老家当过教师，吃过四年粉笔灰，能写会画，后来，我逐渐得到了些照顾，生活也慢慢稳定下来。
经过一番努力，不久我终被录用，作为试用工定级，月三十三块五角四分。
紧接着我又被调到工程队担任代理文教，从此我便住在队部，掌管着一把俱乐部的大钥匙。
我把俱乐部粉刷一新，绘上各种表格图案，号召妇女剪些纸花，挂得象些万国旗。队里成立了篮球、排球、演出诸队，一律由我做“总负责”。
但这“文教”非名正言顺，无法成为“专业化”。副指导员又给我谋了一个差使，搞测量施工--以主掩副，实际是想以副盖主。
然而我立刻倾心于这个测量施工。我心里明白，这是个正二八经的职业。凡是有涉“文”的事情，八成都是靠不住的,我已经吃过弄“文”的亏了。
于是我便一头扎进测量中,要了一顶白布草帽,扛着一根红黑标尺,随测量小队四处奔波。
一天晚上，跑了四十公里回来，趴在帐篷里描图纸，不知哪里来了股豪兴，竟把图纸翻转过来，写了一首《帐篷》诗。旧病复发，又要舞文弄墨了。
正好场里要搞汇演，工程队也破例参加。我便将那首《帐篷》诗改成了一个节目，没想居然得了头奖。传出话来，要调我到场里的演出队。
副指导员认真地说:“到演出队去干什么?是非之地!到时你要后悔的。”
但我仍旧经不起诱惑，迈出了最为错误的一步。
果不其然，没多长时间因为演出队新来的转业军人掌权后，我这个编导靠边站了，最后不得不又回到了原来的单位，成了浇水班的一员。
不久，在姑母的帮助下，我结了婚，妻子苏珺瑜也是四川同乡，因为仰慕我一路找我到了新疆，死活要跟我。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家和女儿。
1968年8月，看到很多人正直的人被整，我和妻子很恐惧，私自逃离莫索湾二场来到四川老家。
机遇巧合遇见了我堂兄，他已经在新疆南疆落户，是回来接媳妇去新疆的，在他的劝说下，我们又跟着他返回新疆，来到了他所在的色力布亚公社下面的大队部。
我们生活在朴实的维吾尔族居民当中，每天面对的是辛苦的劳动和最底层人的生活，于心有很大的失落感。
有一天堂兄拿回来一份报纸，看完上面关于局势好转的报道后，我突然生出返回莫索湾二场的念头。
与堂兄夫妻俩辞别后，我和妻子饥餐渴饮，夜宿晓行，翻过冰封雪盖的天山又来到乌鲁木齐。
在外漂泊了半年多，最终，对安稳的渴望和对那片土地难以割舍的复杂感情，又让我们带着在乌鲁木齐兵团机关开具的“保驾信”，回到了莫索湾。
回到队上，刚来的新队长颐指气使让我写检查。那天我在大会上念检查，刚念了一半，有人飞报，说是大渠跑水了，就要淹到晒场上。
在场的都是老弱妇幼，队长没好气冲我一吼:“你的问题先放着，给我堵渠去!”
这一跑水铁锨又回到我的手上。我算重新获得劳动资格了。劳动要吃饭，给发饭票，我又有了吃饭的资格。
后来有人告诉我，我们的户口并未注销(团里有指示，跑人太多，一律要留待他们回来)，我们走后的“粮食指标”，也都由一些人瓜而分之。
连队保管员给我腾了一件库房，老同志给我了一大把饭票，就这样，我们重新安顿下来。
回来后，生活依然不易，我们住在濒临倒塌的土屋里，房子倒塌后，差点把我妻子和孩子的命搭进去。但日子总要过下去。
形势好转后，新来的团政委了解我的情况后，又把我调到了团场演出队，还是写剧本。我心底对文学的热爱从未熄灭。
工作之余，我开始重新写诗，不再是为应景，而是抒发真实的感受，也是一种新的冲动。
我向《诗刊》投稿，向《新疆日报》投稿，作品得以发表；我整理诗稿，决心出版一本属于自己的诗集。
这条路上，我遇到了贵人：《新疆文艺》的编辑郑兴富，他最早发表我的作品。
我与郑兴富认识，是我生活中一幸事。他听说我在四川时就发表过少作，特地要去我的剪报。他读了，他确认我是有“希望”的。
他亲自跑到我的148农场，细读我的全部诗稿，横挑鼻子竖挑眼，直到我浑身冒汗。但在他认为合格的时候，又毫不犹豫大块推出。
他是在新疆第一个发表我作品的编辑，也是将我中断的岁月衔接起来的一座“舟桥”。
1976年以后我被调到148团宣教科，主业是搞新闻，副业还是写诗。
新疆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张涛我的诗集《绿色的星》倾注了巨大心血，甚至在其不幸遇难时，口袋里还装着我的诗稿校样。
从为了找一口饭吃而流浪新疆，到在准噶尔盆地边缘扎根、成家，经历了逃离与回归，最终通过诗歌找到了表达自我、连接世界的窗口，我的漂泊路，是一条寻找生存、寻找尊严、也寻找真实自我的路。
新疆这片土地，以它的严酷和博大，收留了我，锤炼了我，也最终给了我一片播种文字、安放心灵的土壤。
【后记】
从被剥夺教师的困顿，到流浪新疆的颠沛，再到以笔墨安身立命，作者的边疆之路，从来不是被动的漂泊，而是一场在绝境中寻找尊严、以文字救赎自我的修行。
这片戈壁以严酷接纳了他的狼狈，更以博大滋养了他的灵魂，让每一段坎坷都化作生命的厚度。
作者的漂泊，藏着知识分子最动人的坚守。初到新疆，他怀揣着对“正经工作”的执念，拒绝挖药营生，在饥寒交迫中仍守着“寻正道”的圭臬。
从安集海蒲心安的温情托底，到莫五场姚文培的侠义收留，四川老乡的善意是他寒冬里的光，却从未磨灭他内心的清醒——他要的不仅是生存，更是自我价值的安放。
即便误入演出队受挫，即便拿起铁锨重返劳作，他对文字的热爱仍如星火，在帐篷里挥毫写诗，于绝境中保留着精神的丰盈。
最深刻的救赎，是与文字、与这片土地的双向奔赴。
他曾因“弄文”受挫，却终究在测量施工的间隙重拾笔墨；从应景创作到抒发真心，从投稿碰壁到作品发表，文字成了他对抗苦难、安放心灵的窗口。
郑兴富的慧眼识珠、张涛对诗集的倾尽全力，让这份文字的坚守有了回响。而新疆这片土地，以它的苍茫与厚重，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让一个流浪的灵魂，最终在笔墨间找到了归宿。 这段岁月早已超越了“支青建设边疆”的标签，是一个人在绝境中不向命运低头、以热爱对抗荒芜的史诗。
作者用一生证明，真正的扎根，不是肉身的安稳，而是心灵的归属。新疆收留了他的漂泊，他则用文字为这片戈壁立传，让每一份艰辛都有了意义，每一次坚守都绽放光芒。
作者简介：
杨牧(1944年3月-)，原名杨模，四川渠县人，中国当代诗人、作家，新边塞诗派代表人物4。曾任新疆文联副主席、四川省作协副主席，主编《绿风》《星星》诗刊，代表作《复活的海》《边魂》《天狼星下》获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等国家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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