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年 12 月的一个清晨，成都平原雾气沉沉，寒意透骨。省委小院里，李井泉披着旧呢大衣巡视菜地。他弯下腰，看着被霜打得发青的菜叶，皱了皱眉。半个月前，中央刚刚通电，要求各产粮区再行摸底余粮，随时准备支援京津沪。四川的数字已上报，可显然还不够。

翻开四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经济档案，一条曲线很醒目：在 1958 年“大跃进”冲劲下，四川粮食总产量一度突破四千万吨。可从 1959 年起，低温、洪涝、虫灾接踵而至，曲线如同悬崖般下滑。进入 1961 年，库存被一再动用，老百姓开始勒紧裤腰带。此时仍把四川视为“天下粮仓”，难免让一线干部心生无奈。

回想十年前的 1950 年春，李井泉受命入川时，32 岁的他刚刚参加完西南战役善后，彼时川西山高路险、匪患遍地。为了把“巴山蜀水”稳下来，他一手镇压匪特，一手推动土改，三年里吐血三次却从不言退。到 1953 年，四川基本实现土地改革，粮田面积较 1949 年扩大近两成，“人说四川多米仓”再度热火。恰是这段打下的基础，使省里在困难时期仍有余粮可调。

然而“余粮”并非无尽。1959—1961 年的自然灾害，外加部分基层的“高指标”，让农民口袋里只剩秕谷和野菜。四川省委多次给中央报告缺口：全省口粮定量已压到日均七两，部分山区甚至出现返贫返荒。能再挤出来的，只剩仓廪最底层那点保命粮。

转眼 1961 年 1 月中旬，国务院紧急电话接踵而至。负责全国统筹的副总理在电话里开门见山：“中央决定，四川必须追加六万吨成品粮，三月底前运抵华北。”这通电话就打进了金牛坝宾馆——那里正在开全省工作会议。

会场上原本安静，秘书递过话筒。李井泉接通后，简单汇报了川内实情。对方不容商量：“中央已定，刻不容缓。”李井泉压低嗓门，坚持底线：“我们再给一万，四川得活人。”电话那端语气更硬：“命令就是命令。”短暂沉默后，李井泉忽然提高声调——“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儿也是‘小国务院’！就你们有困难？我们没困难？谁来管四川几千万百姓的饭碗？”说罢，他重重放下听筒。

屋子里鸦雀无声。副省长向前一步，小声提醒：“李书记，这事儿要不要再请示？”李井泉把手一摆：“再争，是耽误国家大事。”片刻后，他重新拿起电话，声音沙哑却平稳：“四川照办，但请中央给我们时间，给老百姓留一点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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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风波并没引来想象中的“问责”。周恩来总理随后批示：在确保京津沪供应的同时，允许四川将部分地区定量下调幅度控制在最低。批件传真到成都的夜里，街头灯火已寥落。李井泉在办公桌前签下新的调粮文件，眼圈却红了。周围人不敢多言，只看见他抹了把脸说：“答应了中央，就得完成；可咱也不能让乡亲们饿倒。”

做出妥协后，省委连夜行动。铁路、航运、驮运并举，日夜赶路，六万吨稻米在四十五天里分批东下。为了保证省内供应，李井泉下令：沿江各县先收后补，收成一到立即补仓。为弥补缺口，他还鼓励开荒种杂粮、扩大红薯种植，以块茎作口粮补充。许多干部回忆，那年春播，他们几乎蹲在田头办公，白天协调水利，夜里讨论分配，饿了就啃冷红苕。

有意思的是，川内群众对省委的紧张并非一无所知。江油中坝公社的老农李德文回忆：“书记来地头问我们够不够吃，他自己掰了半块苞谷饼，边嚼边叮嘱‘再挺几个月，秋后就好了’。”这种实地走访，多少让草根感到当家人的难处，也撑住了脆弱的士气。

此时的中央也在调整思路。1961 年 5 月，七千人大会召开，工作重心从“求快”转向“求稳”。四川作为观察样本，再度被提及：既能负担全国，又能自保农情，方显地方主官的担当与智慧。李井泉的那声“我们也有困难”，恰与会议精神相呼应，成为基层真实困难上达中央的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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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该被忽视的，是这场博弈里隐藏的血肉代价。官方统计显示，1960 年四川口粮人均占有量跌至 345 斤，比 1957 年少了近百斤。绵阳、广安等地饥荒最为严重，部分群众外出逃荒。李井泉后来在内部总结会上承认：“我们把指标压得太紧，罪责不轻。”

尽管如此，四川还是在 1962 年春后率先走出低谷。得益于多年水利系统的铺开，春灌迅速展开，夏粮较上年增产 8%。同年秋天，省委把增产部分的两成继续交中央，其余全部留给本地救急。国务院在电报中一句肯定：“四川经验可供兄弟省份参考。”这算是对那通“激烈电话”的另一种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李井泉个人心态的变化。1963 年，他到珙县调研小麦套种，随行干部开玩笑说：“书记，这回可不用再跟国务院吵了。”李井泉摆手：“那一通电话，骂的是自己急，哪能真冲同志？可要是不急，百姓就得饿。”语毕，他望向梯田，沉默良久。

整桩往事被后人反复提起，往往只记住了“怒怼”的火气，容易忽略背后那层沉甸甸的责任感。若将 1961 年的四川比作一架失速的飞机，李井泉和他的同僚在机舱里拼命校正姿态，既要给全国“输血”，又要给本地“保命”。那个瞬间，他的吼声更像拉响警报的急切，而不是所谓的顶撞。

在历史的回望中，人们常用“三年困难时期”概括 1959 至 1961 的艰辛。但真正置身局中的干部，何尝不是日日与数字、仓廪、民生捉对厮杀？副总理的追加命令与地方的现实困境之间，其实没有谁对谁错，只剩取舍。

1964 年，国家粮食产量首次恢复到 1957 年水平。李井泉仍在四川，他把更多精力投向电力和交通，为日后“川气东送”“西电东送”铺下伏笔。四川人逐渐告别短缺，却鲜有人记得那通电话里的怒吼。电话彼端的大人物与地方主官，分别担当着“全局”与“一隅”的使命，碰撞激烈，却共同守住了最珍贵的底线——人的活命线。

如果说这段往事留给今天什么启示，或许就在那句掷地有声的反问：“就你们有困难吗？”国家是一盘棋，然而棋盘上每一格都是活生生的百姓。把每一粒粮食送到最需要的地方，需要的不只是顶层设计，更要有一线的血性、韧劲与坦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