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的一个拂晓，京西宾馆的走廊里灯光昏黄。邓小平披着灰呢大衣，正等着去军委办事组报到。临上车前，他低声对汪东兴说出一句话：“这趟南下，我得带走一个人。”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持。
汪东兴愣了两秒，随即明白那“一个人”是谁——夏伯根，邓小平的继母。没有多问，他只点头：“可以。”一句允诺，事情就此定下。对外界来说，这也许只是迁调前的小插曲；对邓小平，却是头等大事。
追溯两人缘分，要回到1920年代。那时的广安，还只是嘉陵江畔一个偏僻小城。邓小平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家中留下父亲邓绍昌、继母夏伯根以及几个年幼的弟妹。长子出走，家务重担便由这位只比邓小平大五岁的“后娘”独挑。贫瘠的田地、薄弱的家业，没有压垮她。乡邻评价她：“身子骨瘦，心眼却大。”一句土话，道尽她的坚韧。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身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刚住进红岩村公馆，就收到一封来自老家广安的短笺，笺上只有一句话：“吾等平安，但想你。”落款“夏伯根”。笔迹歪歪扭扭，却让他读了许久。半月后，老人家竟真的坐木船逆流而上，拎着小布包和自家晒干的番薯干，站在西南局门口等他。警卫员不敢置信：书记四十五岁，这位“娘”看着顶多五十，真假难辨。可当邓小平一眼认出她，扑上前叫了声“妈”，所有疑问瞬间消散。
自那天起，这位从不识字的农村妇人，成了邓家的顶梁。她凌晨起火蒸窝窝头，也给孩子缝补衣裳；她懂得在紧日子里“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1952年，全家随邓小平北上进京。搬家那天，夏伯根悄声问卓琳：“我也能去吗？”卓琳握住她的手：“当然，咱们一起，就是家。”简单一句，把老人心头最后的顾虑化成泪光。
进城不久，日子却一下子紧绷。家里五个孩子，加上来投奔求学的亲戚娃，一张工资单要养活十来口。粮票、布票捉襟见肘，连白面馒头都成了节日待遇。为省钱，夏伯根自个儿种菜、做酱、缝补旧衣。对于贫寒，她似乎天生免疫；她更怕的是拖累儿子。一次，她小声嘀咕：“要不我回老家吧，乡下也能糊口。”卓琳当即拦下：“奶奶不走，咱们谁都不走。”
转眼到1966年风云突变。邓小平“下楼”后，夏伯根带着孩子们搬离中南海。外头风大，她却只管每天做饭、洗衣、照料孙儿，仿佛风浪与己无关。1969年，中央决定让邓小平到江西一家工厂“劳动锻炼”。临行前，他最大的顾虑就是老人。再辗转他处，不能把这位母亲撂下。于是才有了向汪东兴提出的那句“我要带走一个人”。
火车奔驰南下，铁轨在夜色里击打出单调节奏。硬座车厢里，邓小平拿出自己随身的干粮递给夏伯根。老人抿着笑，推回去：“娃儿，你饿得慌就吃，我不饿。”邓小平轻声回她：“妈，您不吃，我也不吃。”对话不过十来个字，却让同行的工作人员红了眼眶。
南昌近郊的卫东机械厂为邓家腾出两间旧平房。冬日潮湿，屋里墙皮脱落。可夏伯根一点不嫌弃，埋头收拾，几天工夫就把院子打理得干干净净，还在围墙边开辟菜畦，种下辣椒苗。邻居看见这么大年纪的老太太仍弯腰锄地，劝她歇着。她摆手：“人不动，浑身疼。”语气里听不出半点怨言。
邓小平每天天没亮就跟工人一起下车间干活，晚上回来还得背一捆柴，给爱人和老母亲烧水做饭。他笑着说这是“劳动人民本色”。夏伯根却总想把活抢过来。看儿子弯着腰砸煤球，她悄悄把一堆柴火整齐堆好，等他回屋才能歇口气。邓说：“妈，您别累着。”老人只摇头：“我不做事心里不踏实。”
家里每月只有200元生活费。为了让儿子尝口热酒，夏伯根和卓琳琢磨着自制甜酒。高粱酒曲不易找，她硬是跟当地乡亲换来糯米，劈柴生货，蒸、拌、密封，一折腾就是一夜。第一次开坛，辛香扑面，邓小平尝了一口，连连点头。老人乐呵呵地说：“有这盅酒，你的夜班也不冷了。”
1973年冬，中央决定让邓小平回北京“恢复工作”。消息一出，夏伯根第一反应是收拾土鸡蛋和咸鸭，非要给北京的娃们带回“乡下味”。邓小平笑她：“妈，飞机上带不了活鸡。”老人反问：“那也得让孙娃尝尝。”母子俩就这么拌着嘴，把江西的炭火情分装进行囊。
1990年代初，邓小平年事渐高，身体每况愈下。夏伯根却似乎被岁月遗忘，仍能下厨、缝补。众人劝她多休息，她只说：“我不动，就会生锈。”直到1997年春节前，邓小平病危入院。家人瞒着老人，生怕她受不住。可九十高龄的她像有所感应，忽然拒食。医生难以解释这份“遥感”，却都说不出的敬畏。
邓小平辞世那天，夏伯根躺在病榻，双眼空洞，却固执闭紧嘴唇。家人将米汤送到嘴边，她摇头，喃喃一句：“娃儿走喽……”声音细若游丝，却把旁人心扎得生疼。四年后，2001年，老人安静合眼，享年一百零一岁。送行那天，邓家的四代人齐聚灵堂，无人啼哭，只默默鞠躬。因为他们知道，这位一生勤劳俭朴的老太太，从未喜欢虚张声势的悲恸。
回看这段母子情，最打动人的是两个细节：其一，邓小平在战火纷飞中初次相认时，一声“妈”喊得坚决；其二，二十年后临赴江西，仍用同样的坚定要把她带在身边。血缘的距离，终因岁月里的守望被彻底抹平。夏伯根不是革命者，却在平凡灶火间，把一位共和国元勋的家维系得紧紧的。许多了解内情的干部感慨：这位老太太的功劳簿上，没有枪林弹雨，却写满了“家国”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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