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安徽合肥办了一场婚礼，轰动了全城。
之所以如此轰动，还是跟新娘的嫁妆有关。
新娘叫陆英，出嫁那天，嫁妆从四牌楼一直排到龙门巷——整整十条街。
紫檀箱子、绸缎被褥、银器首饰，连扫帚柄都缠着银丝。
这在当时，真不多见。
街坊邻居挤在路边看，都说这排场几十年没见过。
可就在人群里，一个白发老太太冷冷嘀咕了一句：“水满则溢，月盈则亏。”
这句话，在当时那场合，没人信，甚至，大家觉得她在乱说。
没人搭理她。
谁也没想到，十五年后，这句话竟真应验了。
陆英不是那种只会绣花喝茶的大小姐。
她1885年出生，是李鸿章的侄孙女，父亲陆静溪当过扬州盐运使。从小上新式学堂，会作诗，也会算账，识字明理，脑子清楚得很。
21岁那年，她嫁给张武龄。
张武龄是淮军名将张树声的长孙，张家唯一的长房嫡子。两家门当户对，婚事体面又风光。
婚后没多久，张武龄想办一所女子学校，但手头紧，四处筹钱。
陆英二话不说，把自己陪嫁的金银首饰拿去变卖，一分不留，全给了丈夫。
这在当时太少见了——多数富家太太只顾打扮享福，她却把丈夫的理想当成自己的事来扛。
刚开始，小两口日子过得挺甜。
可没过多久，压力就来了。
张家人丁单薄，婆婆天天念叨：“你是当家主母，得给张家开枝散叶。”
第一胎生了个女儿，婆婆脸色立马变了。
接下来三年，又连生三个女儿。家里气氛越来越冷，冷言冷语成了家常便饭。
陆英从不争辩，也不哭闹，只是默默忍着。
第四胎终于生下儿子，全家高兴坏了。
结果孩子没活几天就夭折了。她大病一场，也彻底明白了：在那个年代，豪门媳妇的价值，几乎全看能不能生出儿子。
从此，她拼了命地生。
十六年间，怀孕十四次，因为医疗条件差，只有九个孩子活下来。
孩子多，家务更重。
张家上下近四十口人，吃穿用度、田租收成、亲戚往来，全靠她一个人张罗。
账目她亲自核对，宴席她一手安排，从不出错。
闲下来，她教孩子们背诗写字。
还给家里的保姆做了一套识字木牌，一个字一个字教她们认。
她说：“女子不论出身，都该有见识。一个只会享福的母亲，教不出有出息的孩子。”
长期生育加上操劳，她的身体早就垮了。
常常咳嗽，脸色苍白，连梳头都提不起劲。
1921年秋天，她牙疼，去拔了颗牙。
产后体虚，伤口感染，很快发展成败血症。
那时，她正怀着第十五个孩子。
病危时，她强撑着叫来九位保姆，每人塞了200大洋——相当于普通人家八年收入。
她攥着她们的手说：“孩子们还小，求你们一定把他们带到十八岁，别让他们受委屈。”
她又交代家人：把剩下的嫁妆送回扬州娘家，分给亲戚。
“别给孩子留太多钱，免得他们不思进取，光知道挥霍。”
临终前，她对丈夫张武龄说：“你再娶一个吧，孩子们需要人照顾。”
这一年，她才36岁。
当年那位老太太的话，一语成谶。
张武龄哭得站不住，扶着棺材痛哭。
那是孩子们第一次见父亲流泪。
可一年后，在家人劝说下，他续娶了韦均一。
韦氏进门后，想把陆英的痕迹抹干净。
她逼大女儿张元和退学，还想烧掉陆英的照片。
好在孩子们心里有数，偷偷藏起母亲的遗物，始终记得她的教导。
陆英的心血，终究没白费。
她的九个子女，后来个个成才。
四个女儿被称为“合肥四姐妹”。
大姐张元和嫁给了昆曲名角顾传玠；
二姐张允和的丈夫是语言学家周有光；
三姐张兆和和作家沈从文结为夫妻；
四姐张充和去了美国，在耶鲁、哈佛教书法和昆曲，成了海外中国文化的重要传播者。
五个儿子也各有建树：
张宗和在西南联大教书；
张定和是知名音乐家；
张宇和长期主持南京中山植物园；
张寰和接手父亲创办的乐益女中，继续办教育。
教育家叶圣陶曾感叹：“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都会幸福一辈子。”
回头看陆英的一生，她聪明、能干、有远见，却逃不过时代的枷锁。
她接受新式教育，思想开明，可还是被“多子多福”的旧观念压垮了身体。
她没留下万贯家财，却用言传身教，为子女铺出一条条路。
保姆们守信，把孩子们拉扯大；孩子们争气，用成就告慰母亲。
她的故事没有传奇色彩，没有惊天逆转，只有日复一日的操持、忍耐和坚持。
但在民国那段纷乱岁月里，正是这样的母亲，撑起了一个家族的脊梁。
今天提起“合肥四姐妹”，人们津津乐道她们的才华与婚姻。
但很少有人记得，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36岁就离世的女人，用生命打下的根基。
她值得被记住。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