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那会儿搞革命，并不是为了恢复宗教传统，而是因为底层男性感到自己被现代化进程抛在了后面，连自己的老婆也管不住了，霍梅尼没有说要分钱或者讲公平，只是说了一句“你是男人，就应该比女人高一等”，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其实挺毒的，它把经济上的苦闷转化成了身份上的满足感，让男性觉得自己有面子，就跟着他行动了。
他们制定了一套制度，专门用来限制女性，比如规定戴头巾这件事，不是因为真心信教才要戴的，而是谁不按规定戴就被抓，这就变成了测试政治忠诚的办法。离婚方面，男人想离就能离，女人要离婚却得求着男人同意，婚姻对男人来说就像一份随时可以扔掉的合同。女性不能选择某些专业，工作也受限制，最后只能回家照顾孩子。男性的日子也没有变得更好，但靠着管束女性，心里能觉得舒服些，这就是一种心理上的补偿。
哈萨克斯坦的情况也差不多，去年有人问当地女大学生为什么愿意多生孩子，她们说是福利好，实际上不是这样，那里很多人信伊斯兰教，还有抢婚和一夫多妻的现象，女孩十六岁就能结婚，社会压力让她们必须生三四个孩子，女人没有工作，也没有财产，上学对她们来说用处不大，教育带来的好处换不到经济上的自由，这和伊朗一样，都是靠着压迫女性来提高生育率，这不是进步，是倒退。
2025年以后，伊朗有些地方不再强制戴头巾了，道德警察也不怎么管事了，但不要被这些现象欺骗，大学里还是赶走女学生，职场上照样排挤女性，男性休妻的权利也没有改变，这只是战术性让步，不是真正改革，真正让政权害怕的，不是头巾问题，而是女性有了收入和工作，能够自己决定生活，那样的话，男性就不能只靠性别身份混日子了。
最近几年，一些伊朗男人逐渐意识到问题所在，2022年那次大游行期间，国家足球队赛前拒绝唱国歌，导致多名球员被开除，这件事在民间传开之后，有人开始思考：当普通百姓连吃饭都成问题，却还要通过欺压妻子来寻求尊严，这种做法实在没有意义，人们抗议的根源不在于头巾本身，而是因为革命卫队垄断了全部资源，使得底层男性连基本生存都变得困难。
欧洲宗教改革能够成功，是因为它消除了教士阶层的特权，但伊朗的情况不同，它需要改变的是成千上万底层男性的心理依赖，这些男性并不是受益者，而是被当作工具使用，神权和男权紧密相连，彼此无法分离，改革之所以困难，就是因为这种结构太过稳固。
高生育率这件事看起来好像不错，实际上却像是把人口当成工具来用，女性被困在家里不能自由发展，社会的创新能力、消费能力和整体教育水平都会往下掉，这种模式并不能算作传统美德，而是文明倒退的体现，像伊朗和哈萨克斯坦这样依赖高生育率的国家，很难支撑起现代经济的运转，它们其实是用牺牲一半人口的自由，换取短期的人口增长好处，等到这一代孩子长大之后，社会面临的问题只会变得更多更复杂。
我见过一些伊朗年轻人，他们嘴上不说，心里却很清楚，知道头巾可以摘掉，但制度没变，女人还是被当成工具用，男人也不是真的赢了，只是被神权利用的棋子，真正的改变不是放开几条街道，而是让女人能够赚钱、上学、自己决定要不要结婚生孩子，到了那个时候，男人才能真正摆脱那种虚假的尊严，活得像个人。
现在很多人看到头巾变松了，就以为是社会进步，其实这不是真的进步，只是当权者暂时顶不住压力，稍微放松了一点，真正的矛盾还藏在底下没有解决，等到女性真正能够自己做选择的那一天，那些靠着压迫别人过日子的男人，才会开始感到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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