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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腐败的苗头
1932年，21岁的吴蓝田站在时代的浪潮之巅，成为河南滑县瓦岗支部书记。。当年滑县贫农的生活困苦，大田多被地主霸占，农民受高利贷压迫，无法安生。吴蓝田到任后，他以敏捷的组织能力和坚定的革命热情，共同发起并成立了豫北地区第一个农民合作社。合作社初期困难重重，地主恶意散播谣言，中农也持观望态度。吴蓝田决意亲自带头，号召群众自愿贡献余粮和劳动，用以组织集体生产。最终，合作社的收入分红使贫农第一次得到了稳定的收益，也让贫苦农民第一次看到革命带来的实际好处。他的名字迅速在滑县传开，被人敬称为“吴书记”。
1938年，吴蓝田的基层经验和大批培养出来的农民骨干使他被党组织进一步提拔，担任冀鲁豫边区地委组织部长。这是一份重任，他需要为抗日战争培养干部，推广党的路线和政策，从思想到组织上壮大根据地的革命力量。但此时的吴蓝田，站在人生和事业的高峰之上，心境开始悄悄发生变化。
1939年，吴蓝田的一次“工作检查”行程引发了不小的风波。起初，接到消息的群众十分高兴，期待这位出身贫苦农家的“吴同志”能为农业生产给予更多指导。事情的发展却出人意料。吴蓝田没有住在乡办公屋，而是安排自己和一名关系亲密的女性入住当地地主的一套宽敞宅院。地主有些胆战心惊，但吴蓝田笑着安抚，说这是“统战需要”。第二天，他在所谓的“检查”中果断完成指标，在乡干部的簇拥下离开。但旋即，庄稼地里的乡民们发现，吴蓝田不仅乘坐了抬轿，在离开时还多了几件光鲜的随身物品——一块表盘明亮的洋怀表，一双从未在滑县出现过的进口皮靴。
不仅如此，他在这次视察期间，还用抗日根据地批准的特别经费购买了高档的红木家具，安排送往滑县郊外曾短暂居住的机关大院。群众失望了，有人愤愤不平地议论：“吴部长这回是来过生活的吧，还说抗日要节省开支？”一些老人愤而辗转向地委机关反映情况，控诉说：“吴部长出入坐轿，比伪县长还气派！”然而，这些声音却没有掀起很大的波澜，毕竟，吴蓝田在滑县的威望尚存，而且他以“增强与地主联系，有利于团结抗日力量”为理由，巧妙规避了上级的质疑。
群众对他的初步不满开始酝酿，而组织内部也有了一些怀疑的声音。吴蓝田对此却不以为然，反而觉得权力是自己应得的利益。正是这种微妙的变化和对制度的轻视，让他的步伐开始脱离最初的革命轨道。
书写汉奸的劣迹
1940年2月，吴蓝田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在他看来，这是真正“翻身”的机会，但对党组织和根据地军民而言。这一年，吴蓝田公然投靠日军驻河南的第三十五师团。这只侵华日军部队以其残酷的“扫荡”行动臭名昭著，而吴蓝田的叛变让敌人如虎添翼。
他在安阳“东亚二九部队灭共工作团”成立大会上的表现尤其令人发指。他不仅当众向日军表态“与八路划清界限”，甚至亲手点燃了一堆保存的党员名册。这些名册中记录了无数基层干部和村庄地下党员的信息。
“东亚二九部队灭共工作团”是日军专门用于针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特务机构，而吴蓝田的加入，让它迅速成为中共根据地的一大威胁。作为一名曾长期担任党组织要职的叛徒，吴蓝田对根据地的结构、联络方式、基层干部的作风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向日军透露了诸多党组织的秘密，包括冀鲁豫边区的地下交通站布置、干部的活动规律以及通信密码等细节信息。在吴蓝田的策划下，短短三个月内，日军便成功策反了47名基层干部。这些叛变的干部将地下情报网络进一步出卖，使得12个地下交通站的藏身位置相继暴露。
这些情报迅速被日军用于大规模的“扫荡”行动。1941年春，日军第三十五师团联合其他部队，对根据地进行了集中清剿。由于情报来源的精准，村庄和交通要道上的布防几乎完全被日军掌握，许多地方的游击队和民兵毫无还手之力。
国共内战中的隐匿行动
抗战胜利后，当所有的希望和狂热似乎都迎来了曙光之际，一批昔日的叛徒和罪犯却在混乱中沉默地躲藏起来，试图逃脱正义的制裁。吴蓝田就是其中之一。他速伪造身份，化名张金生，从河南辗转上海。在那里，他假扮为一名商人，用仅存的积蓄开设了一家绸缎庄。
吴蓝田表面经营商业，但暗地里再次站到了反共的阵营中。他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联系，为其搜集解放区的经济和交通情报。他利用货物流通的掩护，从商旅与货物的动向中获取关键信息，并通过商业信件和密件将这些情报传递出去。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吴蓝田奉命前往华北，冒充一名苏北粮商。他谎称自己需采购大量粮食，与解放军后勤部门的人频繁接触，企图套取粮草运输计划。在掌握了蚌埠粮食转运计划的细节后，他成功向国民党传递了情报。
这一情报最终被国民党空军利用，用于组织精准轰炸。两列专门为解放军转运粮草的列车在预定轨道上被炸毁，粮食的毁损和中断直接影响到了解放军华中野战军的后勤补给。
解放后的潜伏与追捕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镇反运动展开，吴蓝田并未坐以待毙。他凭借多年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练就的伪装技巧，悄然在全国大搜捕中避过风头。吴蓝田的第一步是彻底销毁自己过往的所有痕迹。他抛弃了原名，化名为“刘书明”，并辗转多个地方，不断更换身份，在社会底层寻找隐匿机会。他从滑县开始，先后在苏北一带短暂停留，最终选择逃至经济繁荣、多元复杂的上海，在虹口区假扮成一名修鞋匠。这里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区域，成分复杂，外地口音司空见惯，成为他继续伪装潜伏的理想落脚点。
吴蓝田却低估了历史的正义和党对于叛徒清算的决心。早在1951年，一封由六位曾斗争在冀鲁豫边区的老干部联合签署的举报信就被递送至中央领导人手中。这封信件长达数页，详细叙述了吴蓝田的实际经历及罪行，列举了八大罪状，包括向侵略者出卖根据地情报、出卖同志、策反基层干部、破坏中共联络系统等。
其中尤为触目惊心的，是他如何向日军提供冀鲁豫边区极为重要的党员名册及地下交通站位置。这些情报导致根据地多次遭到毁灭性打击，损失惨重。毛主席在阅读信件时愤怒至极，迅速指示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此人必须尽快归案，不得耽搁！”罗瑞卿随即组织公安部门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展开追踪。
尽管搜捕行动愈发紧密，吴蓝田却凭借他毫不露声色的伪装和谨慎的掩护，翻越了一层层审查的网。他完全切断了自己过去的生活网络，潜心经营简陋的修鞋摊，靠微薄的手艺养活自己。他减少公开言行，平时甚至很少与街坊邻居交流，只说自己是从北方逃荒到上海的劳苦人。过于低调的生活并未能彻底蒙蔽所有人。
最后的伏法时刻
1956年，虹口区的一名热心群众注意到这位平日寡言的修鞋匠晚间竟在抬头观察满天星斗，还用手在空中划着十字形，嘴里念念有词。这一异常举动引起了该市民的警觉，他联想到最近公安部门在宣传中提到的“抓捕潜伏叛徒”行动，便主动向当地公安局做了举报。
虹口公安分局迅速着手开展调查。他们以“修鞋匠”为目标展开暗中监控，发现他的行为习惯果然与普通市井劳工不同——他有着明显的豫北口音，但对自己的过往背景闭口不谈，住处也显得异常简陋杂乱，但警探们注意到，他在阴暗的小屋里非常珍视一个旧木箱，形影不离。经过数日周密观察和布控，公安人员迅速出击，对其住处进行了突击搜查。最终，旧木箱成为揭露吴蓝田真实身份的“铁证库”。箱中藏有一枚盖着“昭和十六年”字样邮戳的日军嘉奖令，以及一本从外观上毫不起眼，却夹满暗语标记的《康熙字典》。这
1957年春，吴蓝田成为全国镇反运动中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案件。被羁押后，他最初一度抱着侥幸心理，声称被误抓，并以“修鞋匠”的虚假身份混淆视听。公安机关在进行深入审讯时，以铁证质问他的真实身份及过往经历，追问那些匪夷所思的情报和记载出处。当日军嘉奖令和密写笔记摆在审讯桌上时，吴蓝田的心理防线崩溃了。
中央高度重视此案，决定在河南郑州举办一场公开的公审大会。这场公审成为群众的控诉场——从冀鲁豫根据地来到河南参与控诉的幸存者，愤怒地罗列他曾经造成的种种恶性后果。审理结束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吴蓝田被判处死刑。
参考资料：[1]羊夏.汉奸吴蓝田[J].各界,2019,0(1):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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