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可能要失望了！2026年1月15日，亚投行首任行长金立群正式届满卸任，接任者不是印度期待的人选，而是咱们中国的邹加怡女士
作为亚投行的第二大股东，印度自2016年加入以来，一直在这家多边开发银行中扮演着既投入又受益的重要角色。
一方面，它为亚投行的发展注入了资金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它也是最大的借款国之一，从贷款额度到项目数量都稳居前列。
在这种“既是投资人，又是客户”的双重身份下，印度始终渴望在更高层级上拥有更直接的话语权。行长职位，自然成了他们眼中的突破口。
但这场“博弈”，从一开始就注定不易。
根据亚投行章程，行长的选举需要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理事的支持，且这些理事所代表的投票权占比要达到四分之三以上。
这意味着，想要“换人”，不仅要赢得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还要对得起手上的“股份”。
而中国不仅是亚投行的发起国，更是第一大股东，拥有约30.34%的股份和26%的投票权。这一比例带来的权重，足以左右高层人事的走向。
早在2025年3月31日，中国就正式向亚投行提名她为候选人。
随后在6月24日北京举行的第十届理事会年会上，她顺利当选。
这一切都在章程规定与组织程序中稳步推进，没有丝毫“插队”或“暗箱”的痕迹。
而她自身的经历和资历，也让这一结果更具说服力。
作为一位拥有超过三十年国际金融经验的专业人士，邹加怡曾在世界银行服务九年，担任中国财政部多个关键职位，并长期参与中国与多边金融机构的合作事务。
她熟悉国际规则，也理解多边合作的复杂性。更关键的是，她在国际金融界的声誉，早已为她积累了广泛的人脉与信任。
这种“软实力”，是任何国家推举候选人时都难以忽视的筹码。
反观印度，虽然是亚投行的重要成员，但在整体话语权上，仍面临结构性制约。
7.5%的股份，虽高于其他多数成员，但与中国相比仍有明显差距。
印度的期待，其实也源于对国际惯例的一种“误读”。
世界银行的行长长期由美国人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一直由欧洲人出任，亚洲开发银行更是五十多年由日本人牢牢掌舵。这些机构的高层安排，从未绕开创始国与最大出资方的意愿。
亚投行作为中国主导成立的机构，延续类似逻辑本就合情合理。
因此，印度想要“突破”，并非不可能，但前提是要在出资、影响力和实际贡献上拉近差距。
当然，印度的存在并非被边缘化。作为最大借款国之一，它在亚投行的融资项目中占据重要份额。
累计至今，印度已获得超过41亿美元的贷款支持。这些资金直接用于本国基础设施建设、电力系统升级等关键领域，对印度发展起到了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印度的“失望”更多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落空，而非实际利益的受损。
它希望在亚投行内部拥有更高层级的代表性，但现实告诉它，国际金融秩序从来不是靠情绪推动的，而是由规则与实力共同塑造的。
除了行长，还有多个副行长席位，目前已有来自印尼、英国、法国、巴西等国的代表担任重要职务。
这些职位虽然不如行长具备象征意义，但在实际运营中同样拥有影响力。
未来，印度极有可能继续在这些层级争取更大空间，以进一步提升自身在机构内部的存在感。
邹加怡上任伊始就明确表达了亚投行未来的发展方向，她指出，在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各国需要加强合作，共同面对挑战。
这不仅是对当前形势的回应，也为亚投行下一阶段的工作定下基调。
从金立群时代的“起步破局”，到邹加怡时期的“提质增效”，亚投行的角色，正从区域性开发银行，逐步迈向全球性金融平台的目标。
回顾过去十年，亚投行取得的成绩不容忽视。
成员数从57个增长到111个，项目累计361个，融资总额接近700亿美元，涵盖亚洲、欧洲、非洲等多个地区，实实在在为成员国的发展提供了支持。
更难得的是，它在国际评级机构中获得AAA信用评级，发行债券覆盖20多个币种，金融信誉日益稳固。
这份“成绩单”背后，是中国倡议、多边合作和制度创新的共同成果。
而邹加怡接过的，不仅是一个职位，更是一份责任。她需要带领亚投行在复杂的全球环境中继续前行，推动项目标准更国际化、治理体系更透明、融资工具更多元。
她的目标，不仅是维持亚投行的稳定运作，更是要让这家机构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真正伙伴。
印度的“失望”，终究只是过程中的插曲。真正决定亚投行未来的，是它能否继续创造发展价值，能否真正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银行”。
而在这一过程中，印度与中国的关系，更多是一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状态。
行长之争固然吸引眼球，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亚投行是否能在全球发展版图上写出更多“共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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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
邹加怡出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来源：新华网 | 2026年01月17日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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