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1月中旬，一份看似并不意外、却依然刺眼的数据在德国公布：仅有12%的德国受访者对特朗普的执政表现持正面评价，认为美国仍是“值得信赖伙伴”的比例更跌至15%，创下历史新低。与此几乎同步的，是一连串政治姿态的微妙变化——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斯洛伐克“共和国运动”等欧洲极右翼力量，开始以不同强度公开疏离特朗普。
这种转向并非缘于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是出自一系列具体而粗暴的事件：对委内瑞拉的强制行动、对格陵兰岛主权的公开觊觎，以及一份将欧洲整体描绘为“文明衰亡之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正是这些举动，把原本在移民、文化、价值叙事上高度同频的政治盟友，推入了一种难以回避的尴尬境地。
欧洲极右翼长期以来对特朗普抱有复杂而现实的期待。对他们而言，特朗普并非“美国总统”这一抽象身份，而是一种可供借力的政治资源：他挑战建制、蔑视多边规则、以“国家优先”为唯一合法性来源，这些叙事为欧洲国内的疑欧派、反移民力量提供了现成的范本，也提供了心理上的背书。在德国，选择党多年来努力摆脱国内政治孤立，与特朗普阵营建立联系，甚至在关键时刻借助美国施压，抵御本国启动禁令程序的可能性。这种关系并不建立在价值共识上，而是一种高度工具化的政治互需。
问题在于，当特朗普的“国家优先”不再停留于口号，而是转化为赤裸的对外强制行为时，欧洲极右翼发现自己被迫直面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他们在国内反对“主权被侵蚀”，却在国际层面为一种更强势、更不受约束的主权侵蚀辩护；他们批评布鲁塞尔的权力集中，却不得不解释华盛顿对欧洲事务的直接干预。这种逻辑上的撕裂，在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公开威胁中暴露得尤为彻底。格陵兰并非抽象的地缘符号，而是丹麦王国的一部分，是欧洲主权秩序的具体组成。当美国总统以近乎交易式的语言谈论其“获取”可能性时，任何试图为之辩护的欧洲政治力量，都难以避免被视为默认强权逻辑。
因此，选择党领导层的表态才会呈现出明显的摇摆。一方面，他们必须回应国内选民对特朗普外交行为的普遍反感，承认其“西部牛仔式”的粗暴手段不可接受；另一方面，又不愿切断多年经营的跨大西洋政治渠道。爱丽丝·魏德尔将特朗普的行为类比普京，既是价值判断，也是政治止损；而同时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则是在为自身意识形态寻找一条不至于彻底断裂的退路。这种矛盾本身，正是欧洲极右翼在现实政治中所面临结构性困境的缩影。
法国国民联盟的态度更为坚决，其背后同样有着清晰的国内逻辑。法国社会对特朗普的支持率长期处于低位，而美欧贸易摩擦、关税威胁直接触及法国农业与制造业的敏感神经。在这种背景下，与特朗普保持距离并非道德选择，而是选举理性。巴尔代拉将美国行动定性为“帝国野心死灰复燃”，看似激烈，实则精准：它既回应了法国公众对主权与国际法的高度敏感，也巧妙地将自身塑造为“反强权干预”的一方，从而避免被拖入亲美标签的政治风险之中。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对欧洲的整体性否定，反而加速了这种疏离。文件将欧洲描述为文明濒危之地，将移民与低生育率简化为单一因果链条，并公开鼓励在欧洲“培植抵制现行发展轨迹的力量”。这种赤裸的政治干预，不仅触碰了欧盟制度的底线，也让欧洲极右翼意识到：当美国将他们视为“工具变量”而非平等伙伴时，过度靠拢反而可能削弱自身的政治合法性。讽刺的是，正是这份被批评为“极右翼宣传册”的战略文件，使得部分欧洲极右翼不得不重新强调欧洲自身的政治主体性。
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这一轮割席并不意味着跨大西洋右翼联盟的终结，而是其内在张力的显性化。欧洲极右翼的核心诉求始终是“民族国家的再中心化”，而非接受另一个大国的支配性秩序。当美国的权力冲动越过象征层面，直接指向领土、资源与制度安排时，双方的同盟基础便开始松动。欧洲政治空间无法容纳一种既反布鲁塞尔、又默认华盛顿主导的逻辑，这并非价值冲突，而是权力结构的必然结果。
格陵兰岛象征性出兵的“数字尴尬”，恰恰揭示了欧洲当前的现实处境：政治上必须表态，军事上却难以匹敌；制度上强调团结，战略上却仍高度依赖美国。这种不对称，使得欧洲在面对美国强硬外交时，既无法彻底对抗，也难以完全附和。极右翼的后退一步，并非出于理想主义的觉醒，而是对这一结构性现实的本能回应。
当权力不再披着规则的外衣，连最擅长利用规则裂缝的政治力量，也不得不重新计算代价。特朗普的外交实践，意外地成为一面镜子，让欧洲极右翼看清了自身话语的边界：反对全球化并不等同于接受帝国逻辑，强调主权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强权视而不见。未来的欧洲政治，或许仍将动荡，但至少在这一刻，某些界线被重新画出，而这本身，已是国际秩序裂变中的一个重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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