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天的纽约唐人街，霏雨乍歇。75岁的司徒美堂在安良堂楼前，望着墙上新贴的“援助祖国抗战”海报，沉声说道：“倘若有一分热，便当发一分光。”一句话，把在场的华侨唤得热血沸腾。此情此景，留存在许多人记忆里。六年之后，他便踏上归国之路，而那年秋天，北平香山的简陋饭局，使这位白发老人作出了又一次事关民族命运的抉择。
司徒美堂诞生于1868年广东开平。父亡家贫，让他九岁便漂洋过海，手握五十元龙银闯荡旧金山。那时的华工被当作廉价劳力，1882年的《排华法案》更是将“黄面孔”推向深渊。少年司徒既要刷盘子糊口，还得随时提防排外暴徒的棍棒。一次冲突中，他失手打死一名白人，被判死刑，终靠华侨四处奔走、洪门致公堂出资辩护而获释。从牢房走出时，他已成为同胞心中的“硬骨头”。
这段经历让司徒美堂认定：只有民族站立，个人才有尊严。十九世纪末，美国各地的洪门分会星罗棋布，出身底层的他凭胆气与义气，很快坐上“坐堂兄”的位置。波士顿安良堂在他的经营下，既是侨民避难所，也是反清、反排华的秘密据点。1904年，孙中山第二次访美，刚下船便被司徒美堂接走。两人在简陋的寄宿处彻夜长谈，孙中山坚持节俭，直言“铜板都要用在推翻清廷上”，这种作风深深打动了司徒美堂。革命自此成了他的终身信仰。
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从筹款到情报，从收容到奔走，他始终不缺位。黄埔军校初办，师生军装多出自华侨捐金；北伐军挺进，弹药军粮中常见“致公堂”字样。罗斯福在竞选总统时提笔写下的募款信，也寄到了司徒美堂的办公桌。多年情谊，让这位日后居高位的美国政治家在1943年听取了废除《排华法案》的建议。是年冬天，排华恶法终成历史，纽约时报评论：“这位面容布满皱纹的华侨长者，比许多职业外交家更懂得游说的艺术。”
抗战全面爆发后，司徒美堂一次次赶赴码头，号召捐款，打包军用被服，再转寄国内。上海十九路军被困，他怒电华府，要求直接把钱划给蔡廷锴，“一分也不能落到腐败之手”。蒋介石的冷漠回应与国共两党的截然不同，让老人心生警惕。他对友人说：“救国不是舞台，谁放弃民族大义，我便与之决裂。”1943年，他离渝返美前夜，周恩来专程登门相送，两人一问一答，只谈民族大局。周恩来郑重其事：“抗战的主心骨，不在重庆的灯火，而在华北的烽烟。”司徒美堂默然点头。
1948年秋，国内战局已现雏形。辽沈、淮海鏖战的枪声传到海外，动荡却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当年十月，他提笔写下《上毛主席致敬书》，旗帜鲜明支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信件辗转三月，于1949年元旦后抵达西柏坡。毛泽东立即复信，热情邀请其归国共商国是。电文措辞诚恳，“诚盼先生早日拨冗，亲临解放区”。老人读罢，拍案而起：走！
2月，他取道旧金山—檀香山—香港，再改乘海轮北上。此时他已八十一岁，步履蹒跚，却不容他人搀扶。登轮前，友人担心海上暗礁，他笑称：“百回死生皆历过，还怕这点风浪？”天津港码头初春风冷，他只携一只手提箱，上书“华侨回国服务”六字，路人侧目，警卫更是如临大敌。中央特派员李克农亲赴接站，命武装卡车护送至北平。
到京后，他索性谢绝宾馆，住进北池子一处窄院。3月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设宴。山路崎岖，军用吉普颠簸，医护连连摇头。卫士长苦恼找不到担架，情急生智：将毛泽东常用的藤椅绑上两根毛竹，四壮汉抬着上山。抵达门口，毛泽东快步迎上，轻扶老人，“路远了些，劳您久等。”司徒美堂拱手答：“为家国，何惜风尘。”
那一晚，松涛作曲，夜风带着梅香。席间，毛泽东谈到新政协的宗旨——“各党派共同商量、共同决定、共同执行”，他甚至自嘲：“共产党也要学做新学生。”老人喝了口花雕，面露惊讶，“这位湘潭人并无一丝‘坐江山’的骄矜，胸中装着的都是国家大局。”酒过三巡，众人谈到国号、国旗、民族资本的未来与侨汇渠道，司徒美堂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看法，引来陈云频频点头。
宴散时，周恩来把老人送至院门，轻声问道：“今晚投缘否？您看毛主席如何？”老人笑着答，“民国这些年，没见过如此平和又有主见的领袖。”一句话，道尽心声。周恩来双手合十，向他鞠了一躬，彼此心照不宣。
9月，第一届政协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国号如何定，成了焦点。会上意见繁多，有的念旧情希望保留“中华民国”简化用法，有的主张彻底更新。众人请年逾八旬的司徒美堂先言，他缓缓起身，“’中华民国’这四字，二十多年让百姓苦不堪言，何谈留恋？要让世人知道，这里诞生了一个崭新的人民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激昂之语，赢得雷鸣掌声，争论就此落定。
十月一日，开国大典，彼时北风乍起，朱德体贴地建议再备轿子。老人摇头，“此日不同往昔，岂能坐行？”他硬是一步步登完城楼石阶。礼炮声中，五星红旗升起，他抬手掩面，眼眶潮湿。那一刻，数十年颠沛的海外游子，终于见证了祖国的重生。
新中国成立后，司徒美堂被推举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人事部部长委员，还以93岁高龄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有人劝他颐养天年，他却每日早起，提笔批阅侨务文件，用毛笔写下“老而能用”四个大字挂在书房。1951年朝鲜战事吃紧，海外侨胞想再次募捐，他亲自签发电报，“捐款照国库统一规划执行，侨汇齐心，勿各自为战。”对外，他是联络华侨的旗帜；对内，他数次为旧部和顽固人士疏通，“从前各为其志，如今为全民生。”
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国民党旧友的书信往来，始终保持礼节，却从不回避是非。1949年底，重庆来信劝他“悬崖勒马”。老人在回信中写道：“正道直行，方可自安。与民意为敌，岂非自绝？”这封信如今藏于国家博物馆，潇洒行草，行笔如飞，仍透着当年痛斥“排华法案”时的锋芒。
1955年，司徒美堂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七岁。追悼会由周恩来主持，沿途挽幛上书——“不忘故国赤子心”“华侨英魂永在”，送行者夹道肃立。灵柩安葬八宝山，当晚，毛泽东获悉，良久无言，旋即指示中央归国华侨事务委员会整理司徒美堂遗稿，刊行纪念。
在那间北池子的旧居，藤椅被后人妥善保存，木棍依旧粗糙。护工回忆，老人晚年常抚椅背，低声念叨：“当年要是真坐过洋车，哪有后来那顿香山的家宴？”一把椅子，见证老人的选择，也见证海外赤子的归来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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