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9日，鸭绿江上晨雾未散。吴信泉把军帽压得很低，目光却依旧落在身后的方向——北京。那里，妻子俞惠如正抱着刚出生四天的小儿子安平。匆匆一句“等我凯旋”，吴信泉转身登船北上。渡江声响里，这位39军军长的背影，被不少战士记了很久。等到他们跨过三八线，才知道军长惦念的并不仅是前线，还有那座“航空母舰”般的大家庭。
时间往前拨十年。1940年8月的一场欢迎大会，在盐阜区一个不起眼的院子里举行。16岁的俞惠如主持大会，挺直腰板宣读欢迎词；台下的吴信泉以部队代表身份致辞。结束后，院子里短短的交谈让双方留下深刻印象。吴信泉那句“十六岁能把会场拿捏得这么好，可不简单”听着随意，却成了缘分的开端。
演出排练给了两人更多见面的理由。俞惠如擅唱《农村曲》，吴信泉喜欢吹口琴伴奏，宣传队的灯光下，歌声与琴声频繁合拍。没多久，政治部主任李雪三把俞惠如叫到一旁，开门见山：“吴政委文武兼备，人又厚道，你意下如何？”俞惠如愣神几秒，低头答：“让我再想想。”她其实已动心，只是不愿显得轻率。
同年12月22日，改编后的第五纵队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二人的婚礼就挤在这天夜里。没有红绸，没有糖果，一张门板铺些稻草便当新床。战士们围成一圈祝福，新娘唱《松花江上》，新郎吹口琴相和。炸点不远处偶尔炸响，大家却唱得更响，仿佛歌声能盖住炮火。
随后的岁月，俞惠如几乎把每次生产都与战火撞到一起。1941年重阳节，她在老家难产，前线赶回的吴信泉握着她的手，女儿便取名重阳；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那天，次子苏宣呱呱坠地；1950年7月，第四子安平出生仅四天，吴信泉就跨江赴朝。孩子们的名字，按地点、节令、心愿而定，密密排开，像作战地图上一眼看不到头的坐标。
孩子越多，家中任务越重。建国初，俞惠如被调到辽阳留守处做协理员，分管幼儿园及家属工作。白天，她得给几十位军属安排柴米油盐；夜里，还要照看自家排队喝奶的小脑袋。那时的口粮紧张到什么程度？警卫员清晨六点在菜站抢白菜叶子，炊事员把小球藻养满玻璃瓶，蒸窝头时掺进玉米面。有人问她：“熬得住吗？”她笑，“人再多，也是一口一口吃。”
1960年夏，人民大会堂里举办军民联欢舞会。灯光洒在木地板上，乐声悠扬。舞曲间隙，周恩来拉着俞惠如走到毛主席身边，笑着介绍：“十二个孩子的母亲，我喊她‘航空母舰’。”毛主席接过话头，看着面前这位个头不高却神采奕奕的女同志，道：“生养十二个孩子，还支撑前方后方，是真正的英雄母亲。”随即，他侧头问吴信泉：“你家的‘航空母舰’，又添新舰没？”一句调侃，把大厅逗得一片笑声，而这也是主席第一次当面确认那“航空母舰”的绰号。
三年困难时期，全家人的饭量像无底洞，俞惠如自己却因浮肿病领到的两斤黄豆舍不得吃。一次，几个年幼的孩子抢先把黄豆推回母亲碗里，十平还摇头说：“妈，你吃，你吃。”客人奇怪为何孩子不争不闹，俞惠如只淡淡一句：“大的管小的，小的听大的，规矩自然就有。”无需高声训斥，这份家教在困难年代显得格外宝贵。
1964年，“郭兴福教学法”在炮兵学院推广，炮兵副司令员吴信泉亲自动员授课。有人评价他“带兵像写诗，密不透风却行云流水”。他却私下说：“没惠如看家，我哪有心思盯训练？”一句实话，道出夫妻几十年互托互撑的底色。
进入七十年代，吴信泉奉命到二机厂指导炮弹定型。八个月后，产量突破了过去八年之和。周总理在北京饭店偶遇俞惠如，握住她手：“你丈夫干得漂亮！”这句话传回家，孩子们一下子围住母亲追问详情，屋里热闹得像过年。
1982年，吴信泉当选中纪委委员。他笑称自己已是“离开指挥所的老兵”，却依旧关心部队动向。1988年离休后，日常最大的乐趣是听俞惠如唱歌。她唱《浏阳河》《茉莉花》，他轻轻打拍子。1991年病情恶化，深夜病房，吴信泉拉着妻子低声道：“从放牛娃到今天，六十六年，够本了；对不起，让你操心太多。”寥寥数语，泪已湿被角。
1992年4月2日，吴信泉在解放军总医院安然离世，终年八十。俞惠如为他梳头、洗脸，唱完最后一段黄梅戏： “前方后方，打起仗来都一样……” 音落，室内静得能听见窗外风声。此后，她把丈夫的枕头、牙刷一直留在原位，见到他爱吃的水果，也总是默默摆到遗像前。
有人统计过，吴家的十二个孩子遍布全国，军人、教师、工程师都有，真正像一支完整的舰队。可在母亲眼里，他们仍是当年排队吃奶的小家伙。后辈常问：家风究竟是什么？俞惠如给出的答案朴素极了：“一手管战场，一手管灶台，谁也别掉链子。”或许，这正是毛主席那句玩笑背后最动人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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