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到2023年这段时间里，有个叫欧某的男子多次在卖淫场所安装摄像头，偷拍了九千多部淫秽视频，他把这些视频放在微信上销售，按照每百部计价，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总共赚了五万八千多元，表面上看起来像个小买卖，实际上规模不小。

他找了一个帮手，叫叶某，是武汉一家规划院的职工，研究生毕业，这个人不是去偷拍视频，而是负责把那些原始视频剪辑一下、分类整理，让它们看起来更专业一些，也更容易卖出去，他剪了三千多部视频，自己也拿到了五万四千多块钱，两个人一个负责拍摄一个负责剪辑，分工很明确，合作起来也很顺利。

后来事情被发现了，法院做出判决，欧某作为主犯被判十年半，叶某因为主动去自首，又退了赃款，法官给他减了一些刑期，但还是判了八年半，有人替叶某觉得冤枉，说叶某只是个做剪辑的，没有参与偷拍，也没有故意传播，甚至认为成本应该扣除，可是法院不认可这种说法，他们说叶某把视频剪得越吸引人，传播就越快，卖得就越好，这就是在帮忙做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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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个关键问题，技术到底是不是中立的，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工具人，用电脑剪视频就和内容没关系，但法院不这么看，如果你知道这些视频是偷拍来的，还天天加班美化它们，给视频分类打包，这就是在帮忙做坏事，尤其是研究生这样的人，有文化能判断，更不应该假装不明白。

现在网上有很多自动剪辑和AI换脸的工具，门槛很低，但工具本身没有错，问题出在使用的人身上，就像菜刀可以切菜也可能伤人，关键看人怎么用，叶某这种专业支持行为，比普通上传者的危害更大，他让非法内容变得更精致、更容易传播，实际上扩大了社会影响。

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叶某提到有些视频只在私下流传，没有公开售卖，但法院并未采纳这一说法，法院认为只要制作了这些内容，就已经对社会秩序造成侵害，不管传播范围是大是小，制作行为本身就有问题，并非由传播范围来决定罪责轻重，这个逻辑显得严厉且现实。

他主动自首，退回款项，仍然没能获得缓刑，这表明司法体系对这类非暴力但系统性的违法行为态度坚决，即便不是直接动手的人，只是在背后提供帮助，同样需要承担责任，特别是体制内人员，拥有稳定工作却参与此类行为，法院更会从严处理。

这起案件发生后，很多从事视频剪辑、后期制作和包装服务的人开始考虑一个问题：在接手涉及敏感内容的项目时，需要更加谨慎地评估风险。技术本身没有过错，但从业者必须承担相应责任，提供服务之前应当确认对方使用视频的意图和用途，否则一旦出现问题，提供技术服务的人员也难以免责。

说到底，这不单是法律上的事，更是关乎道德的选择，你以为自己只是帮个小忙，其实是在给违法的事情出力，时代在变化，工具也多了，但做人的底线不能变，你剪的是视频，影响的可能是别人的人生，甚至毁掉自己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