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深秋的一个午后，北京复兴门外的那间病房里，窗外梧桐叶飘落。七十八岁的丁玲握着陈明的手，抬眼对来探望的老友舒群说：“你当年怕我们走不到白头，现在看，该放心了吧？”一句轻笑，把在场的人都带回四十年前的延安。
时间拨回到1942年3月。延河水尚寒，窑洞里却弥漫着喜气。三十八岁的丁玲嫁给了小她十三岁的陈明。一个是成名已久的女作家，一个是刚到延安求学的青涩青年，按寻常眼光，这对“姐弟恋”不大靠谱。很多朋友私下议论，舒群也曾皱眉低声提醒：“年龄差这么大，你们以后扛得住吗？”丁玲笑答：“过日子又不是看户口本。”那份直率，正是她的性情。
娶了丁玲的陈明并没在光环下失却自我。此后几年，夫妇二人同在延安从事文教工作。战事紧张，却挡不住他们清晨在黄土坡间散步的脚步。有人见到，常会窃笑“老妻少夫”，可他们压根不在意。丁玲忙着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陈明则在中央党校做文字工作。油灯下，两人的影子并肩映在墙上，是那段岁月最柔软的风景。
1954年10月，丁玲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赴莫斯科。归来当晚，她连大衣都没来得及脱就抓起电话：“小陈，我回来了！”电话那端传来他的笑声，被秋风吹得沙哑，却挡不住喜悦。那种互有关切，比荣誉更让人难忘。
1957年风云突变。反右运动席卷知识分子群体，丁玲与陈明相继被划“右派”。年底，陈明被押往黑龙江密山东北大荒。丁玲留在北京多福巷，院子里几株月季仍旧开花，可她说那是“哑花”，因为缺了回应。地图摊在书桌，她的指尖反复落在同一个北方坐标，仿佛越摸就能把距离抹短。
1960年初春，丁玲终于获批去北大荒“接受改造”。招待所窄屋里，她正翻一本旧俄文小说，门吱呀一声开了。陈明冲进来，没等她开口就握住手。两人对视，谁也没说话，却像把这些年的苦难都掷到门外去了。营房窗纸透风，他们裹着棉衣夜谈，大雪扑簌簌落在屋檐，火炉里柴火噼啪作响。丁玲那夜写下几行字：“冰封荒原，却困不住热血与爱情。”
北大荒岁月极苦。修铁路、挖灌渠，风一刮，雪粉钻进棉袄。陈明常在星期六夜晚回到宿舍，瘦削的身影推门进来。丁玲把那一刻画成素描，取名《农工回来了！》。她写过一句话：“灯光下的面孔，犹胜春讯。”正是这种温度，让囚徒般的日子有了亮色。
1965年至1970年，两人在秦城监狱隔墙相望，却互不知对方生死。丁玲写《牛棚小品》，字里行间藏着暗语，希望有一天陈明能读懂。她相信对面那堵高墙后，仍有人像自己一样数着日子。传言说陈明把思念写在烟盒铝纸上，利用打扫间隙塞进夹墙，虽多半被风刮走，但只要一次成功，便值千金。
1979年春，政策拨云见日，夫妻二人获准回京。北太平庄一栋九层小楼成了新家，丁玲自嘲“搬上九重天”。当年她已年近古稀，腰痛、右臂麻木，长篇《杜鹃山》写到中途便握不住笔。陈明动手做了一块木板，一条帆布带从背后绕过，木板平端在胸前，随时可写。有人惋惜陈明的才华被埋没，他笑说：“能护住她的笔，我值。”
1983年11月，陈明胃病手术。医院暖气微凉，丁玲每日下午准时出现。那天探视结束，她俯身在陈明额头轻轻一吻，白发垂到病床蓝单上。护士低头整理药车，不忍惊扰。临别时，陈明的手还握着她，摩挲片刻才松开。
延安的猜测、北大的冷眼、北大荒的风雪、秦城的黑夜……一道道关口都没拆散这对“老妻少夫”。回到1982年的那个秋日，舒群听丁玲玩笑，心头一酸，哑声应道：“算我多虑。”窗外枯叶旋落，正好停在窗台，像极了延河岸边那片老棵枣林——岁月磨平了枝桠，却让根更深。
丁玲1986年病逝，陈明两年后跟随。熟悉他们的人常提起延安那场简朴婚礼，说若无那天的选择，中国文学史上或许少几部作品，黑龙江荒原或许多一位孤旅者。八十年过去，延河依旧，窑洞旧址常有游人驻足。有人会问，丁玲的爱情究竟留给后人什么？答案不复杂——在风雨里不放手，在逆境中互相成全。这条路，他们走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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