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15日凌晨，乌苏里江面上的冰被信号弹染成暗红色。“报告，坦克又动了！”前沿观察所里的电话一阵急促。肖全夫掀开厚棉帘，雪粒扑在军大衣上，冷得像铁。

那一年，中苏边境争端已持续数月。珍宝岛东侧，不到一平方公里的沙洲，却牵动两国几百万大军。苏军步兵、坦克轮番挑衅，北京连续收到急报，谁也无法预测下一步会否演变成全面冲突。

站在火线指挥的肖全夫，45岁。此前三年，他任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更早些，他在南京高等军事学院战役系刻苦攻读，对苏式条令烂熟于心，一句俄语发音都不敢含糊。那段苦功，此刻派上了用场。

三辆T-62缓缓驶近，履带轧冰发出沉闷声。观察员请示开火。“别急，他们后面没跟步兵，这是武装侦察。”肖全夫语速很慢，却不容置疑。电话那头的陈锡联沉默几秒，只问一句：“有把握？”“有。”对话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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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日后，苏军主力如约扑来。我军阵地火力猛开，坦克、火箭和手榴弹织出一道火墙。78分钟，敌损伤惨重，被迫后撤。周恩来听完汇报，合上文件，轻声道：“苏军遇上真正懂他们的指挥员。”名字，正是肖全夫。

胜利并未让局势缓和。整个70年代，苏军继续在外蒙古和远东堆积兵力，海空压力同步增加。一旦东西两线同时告急，西北就成最危险的缺口。北京高层开始盘点手里的人：谁能带兵在戈壁滩上独立撑住头两周？

1980年1月，克里姆林宫陷在阿富汗泥潭，美国又推行“卡特主义”，世界局势像一锅翻滚的水。新疆与苏联、蒙古接壤四千余公里，铁路稀少，机场分散，一旦战火燃起，增援路程比到海参崴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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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的大军区调整名单送到邓小平案头。乌鲁木齐军区空缺司令，人选原写“待定”。邓小平翻到第三页看见“肖全夫—济南”，当即在旁边批一行字：“调乌鲁木齐，战将用在刀口。”轻描淡写一句话，方向定了。

1月18日清晨，零下二十七度，肖全夫踏上乌鲁木齐站月台，呼出的哈气瞬间成霜。他没先进机关，而是钻进越野车直奔南疆。塔克拉玛干风沙遮天，他边咳嗽边记笔记：道路几条？油料储量？各族群众语言情况？

三个月里，他带着参谋在东疆、北疆、阿克苏、喀什画线、打桩。回到军区党委会上，他拍了拍尘土：南疆就是后方，也是前线，不能让敌人越过昆仑。随后，兵力重新编组，边防营房、前出机场、公路网一起上马。

到1983年统计，新建公路218公里，改建614公里，边防营房近十二万平方米，通信线路超计划完成一半以上。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打来电话，只说两个字：“漂亮。”同年，中央军委批准为边防连队配发米-8直升机和进口越野车。

肖全夫后来调任兰州军区顾问。办公室不大，一张旧木桌，一幅边境公路图铺在玻璃板下。有客人问他珍宝岛和新疆哪个更难，他笑了笑：“都难，都是该干的活。”2005年2月4日，这位老兵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