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30日深夜，北平城灯火未熄。天安门广场上木制观礼台正在最后一次加固，而距离那里不到两公里的中南海怀仁堂，朱光正准备向几位老首长辞行，第二天一早他就要继续南下。毛主席推门而入，看见他，第一句话竟是：“为何不来看我？”一句半嗔半问，把屋里的气氛烘得滚烫。朱光一时语塞，只得欠身鞠躬。谁能想到，三年前还是“囚徒”的他，如今被点名负责接管广州。
回到1935年4月，川北高原寒风凛冽。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朱光却被锁在队伍中央，一副冰冷手铐勒得手腕生疼。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他“言辞激烈”，也有人说他“个性太骄”。总之，组织决定让他“边走边看”，党籍也被摘掉。换成常人，或许当场垮掉；朱光却把手铐往怀里一藏，咬牙跟着队伍翻山越岭。雪山顶上缺氧，草地深处泥水没膝，他只用一句话撑住自己——“掉队了就什么都没了”。
长征途中有一幕让不少老战士记了一辈子。渡岷江时，敌机低空扫射，部队散开趟水。朱光举着两只被铐住的手，对岸的卫生员急得直跺脚，大喊：“快伏低！”他淡淡回应：“钳子在敌人那边，子弹也在敌人那边，我走过去就是了。”最终他靠着身体素质和运气，全程没有掉队。1936年到达陕北，手铐早已锈迹斑斑，党籍却因他的坚守重新恢复。
往前再推几年，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是他第一次扬名。那时他刚满二十四岁，设计了鲜红领带，带着二百多名共青团员冲进旧衙门。起义失利后，他化名隐匿，在上海印制了第一批苏区货币版样，还协助运送到江西瑞金。能写能画能演，朱德称他“多面手”，毛主席笑着称他“江南才子”。才气是他的光环，也成了招致猜忌的根源。
1937年，抗日烽火席卷华北。朱光被调到太行山，为朱德总司令当秘书，负责文件草拟、外事接洽，还得兼顾对外宣传。他将《西江月·井冈山》誊写成钢笔字帖送给八路军战士练字，被战士们称作“写字班班长”。虽说手铐事件已成旧事，可他始终把那段经历记在心底：人可以被误解，但不能被自己打倒。
胜利的曙光在1945年初露。东北解放后，朱光先后担任齐齐哈尔、长春市长，顶着零下三十度的寒风整顿市政。铁路短缺，他组织工人拆旧铺新；粮食告急，他说服苏联红军归还储备粮。不少老工人回忆：“朱市长讲话不绕弯子，干活也不怕脏。”就是这股子“不怕脏”，为他积攒了足够的民心。
1949年春，党中央决定南下工作班迅速接管两广。名单上有叶剑英，也有朱光。临行前，他绕到北平，想看看新中国首都的雏形，却没惊动太多人。谁料毛主席一句“为何不来看我”，让他百感交集。主席随手在便笺上写下七个潇洒大字——“踏遍青山人未老”。那张字条，他后来一直夹在随身日记本里。
同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城里枪声尚未停歇，朱光已在越秀山脚下召开紧急会议：治安、粮食、交通、通讯，事无巨细。他与叶剑英一口气拉起一支万余人的纠察队，又把散兵游勇集中改编。那段日子，土匪、特务、流寇多得像雨后蚂蚁。有人冒充军官抢劫，他干脆贴出布告：“凡冒名滋事者，不问来历，一律惩办。”语气硬，却管用，三周内恶性案件下降到个位数。
就城市建设而言，朱光提出“先安人心再修城市”。失业工人多，他派人清淤内河、清扫街巷，工钱虽不高，但包两顿粥。有意思的是，这些临时队伍后来演变成市政养护处雏形。1954年，他正式出任广州市长。短短几年，海珠桥拓宽、东山新村动工、自来水厂扩建，广州从消费型城市转向轻工业基地。外地人惊叹：“南国花城真换了新皮囊。”
很多档案里保存着他的批示：字迹凌厉，行文简短，却看得出细致。1958年，他在批条上写下八个字：“河不清，人心难静。”随后亲自踏勘珠江支流，决定加固堤岸，种植防风林。旁人觉得劳师动众，他一句“台风可不和你客气”堵住质疑。事实证明，次年强台风登陆，广州安然无恙。
1960年10月，朱光奉调进京。广州市府为他送行，沿江路站满市民，有工人、有学生，也有年过花甲的老街坊。人群里有人喊：“朱市长，还回来喝盏早茶！”那一刻，这位历尽磨难的老兵红了眼眶，却抬手挥了挥，什么也没说。
1966年10月，朱光病逝于北京，终年六十三岁。遗物里除了几本笔记、几张毛主席诗词手迹，还有那副已经锈成黑褐色的手铐。他生前曾写过一行字：“世间若有铁锁，唯信念可破之。”后来有人问，长征时的苦、被误解的痛、城市治理的累值不值得？知情者笑道：“他最大的愿望，是当好连队指导员。别说市长，就是再多职务，也只是顺带的。”
如今，越秀山畔的那块大石还在，上面刻着朱光1955年写下的诗句：“广州好，城古越千年……”往事并未随风散去，只要站在那里，仿佛还能看见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背着手巡视街巷，目光锋利，却带着几分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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