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 | 以技术尽物力、成德行|人工智能|伏羲|伦理|儒家|现代汽车

面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工程等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我们应当以文明传承的眼光加以审视和引导。儒家技术哲学以“礼技”为核心，提供了一种与技术工具论不同的理解技术的思路，其独特之处在于将技术看作事关品格养成的构成性要素。这种视角对于构建中国语境下的技术伦理框架极具裨益。

原文：《以技术尽物力、成德行》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王小伟

图片 |网络

当前，“科技伦理”已成为公共话题，各学科纷纷介入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新兴技术的伦理讨论。然而，科技伦理不只是制定规则或被动约束，更牵涉对技术本质的哲学反思。一味停留在技术的工具层面，容易使技术伦理治理研究流于浅表。当下，技术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再是可以随意调用的工具。这就势必需要进行深入的技术哲学研究，为科技伦理治理提供基础性分析资源。

技术哲学的兴起不过百余年。尽管历史不长，技术哲学关注技术的本体论、技术存在论、技术现象学、技术政治论和价值论等研究，对于理解当代技术时代至关重要。当下学界一个最突出的共识是，技术并非简单的中性的工具，它也在深度塑造人的能动性。伴随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崛起，技术哲学日益呈现“多元文化的转向”。正如荷兰技术哲学家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观察到的，非西方文化资源正逐渐进入技术哲学的视野。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范式的技术哲学视角。例如，西方现代传统基于主客二分，一度把技术视为征服自然的工具；相较之下，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则重视技术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手段；现代性思路重视技术的“工具性”一面，儒家则重视技术“礼”的向度。

“器具”构成了礼乐化的制作传统

在现代性语境中，常见“道”与“器”二分的思维模式，导致技术日渐沦为纯功利的存在。雅斯贝尔斯曾指出，现代技术危机的根源在于它造成了“超越性意识”枯萎——技术被简化为控制自然的手段，不仅不再指向更高的意义领域，还消解了人的超越性渴望。当技术丧失了与价值、信仰的关联，只剩下效率和效用时，人便可能陷入整体性的意义危机，造成一种虚无主义的处境。

与这种现代性的工具技术观不同，中国哲学认为“器”总是和“道”紧密相关的。《周易·系辞传》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器”有分别，但在传统视野中，道与器并非绝缘对立，而是“体用不二”“道器合一”的关系。形上的“道”统摄规约着形下的“器”，形下的器则被视为通往大道的载体。正因如此，中国古代对技术的思考从不脱离对“道”的关照——不离形上之道以思考形下之器，从而赋予技术活动以一定的超越性。这一思想传统使得器物的创造带有强烈的存在论意涵，继而再沉降为伦理关切。器物的用途不止于功利，更关涉天地人整体秩序的实现。

儒家经典中多有道器合一的表述。据《系辞传》记载，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由天地之道推演人伦法则，“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表明八卦等符号乃至各种器物制度，都源自对天地自然的观察和模仿，其目的在于体现天道人伦之“象”。这里的模仿并非简单摹拟自然界的外在形貌，而是观风察俗、体察天理，进而将其转化为器物与制度上的创造。在儒家看来，“器”不仅指具体的工具器械，还包括一切彰显道义的制度与礼仪之器。“制器尚象”被奉为创造发明的根本原则，意指创造活动应依据天地之象，以成就合乎人道的器物。

伏羲制八卦、神农制耒耜、黄帝制衣裳等，这些“圣王制器”的事迹被视为文明肇启之举。在器具神圣起源的存在论基础上，儒家才发展了一套有关器用的伦理思想，强调“藏礼于器”，意图将礼仪之精神蕴藏于器物之中。在儒家叙事中，伏羲以前人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混同禽兽，没有文化。伏羲通过画卦“定人道”，为人类立下礼乐秩序，人才能区别于禽兽而进入文明。伏羲等先圣制作器物并非为生存需要而征服自然，器物恰恰是对自然（自然在此并未成为一个物理对象）的摹画，所以可以实现对人的教化与规范。“器具”构成了礼乐化的制作传统。每一项具体发明都蕴含教化万民的意图，其价值在于让人群得以有序地组成共同体，达到和谐共处。

使技术成为道德实践的工具和场域

基于上述儒家思想传统，我们提出“礼技”（ritual technicity）这一核心概念，指向一种将“礼”与“技”有机融合的技术观。器具之所以为器具，不仅因为能帮助我们完成某种实际功用，还因为其凝结、体现了形上的道义之“礼”。器物的工具效用当然重要，弓箭要能射中目标，但也是礼仪构成的一部分，它象征君子发而皆中节，更根本的是，礼的维度深深渗透于君子日常的器物生活中。

因此，人与人工物的关系不仅在“取用”，还包含“体物”。“体物”意味着人要亲身体验和体认器物所承载的意义，使之在公共生活中发挥道德实践的作用。在宗庙祭祀时，参与者通过对礼器的捧持和操作，完成了礼仪的“表演”；在日常坐卧中，与家具例如太师椅互动，以达到“居处恭”的人格养成。君子一方面要“不器”，不能像死板的器具那样仅有实际功能，同时应成为“瑚琏”这样的“礼器”。理想人格的培养，需要借助“礼技”的操演，在对礼仪之技的反复实践中，人完成自我德性的超越。

“礼技”这一概念包含两层意涵：一是形上依据。儒家以卦象为依据，以“天道”为蓝本来创制人间器物，使得器物功能具有了超越性的正当来源。其二是功用指向。儒家历来主张技艺发明应以利万民、参赞化育为旨归，人工之技应当顺应天道、生养万物，而非肆意戕害自然或玩物丧志。礼仪要求器物的功能不只是方便实用，更应服务于教化育人、仁民爱物的伦理目标。礼器大备，盛德所寓，在古代礼制中，制作一件器物往往首先考虑其礼仪功能，例如《礼记》规定“凡家造，祭器为先”，将祭祀礼器置于日常器用之前。

由此可见，“礼技”不同于单纯的技术应用，它强调在器物中赋藏礼仪，通过技术活动尽物力、成德行。当今科技伦理治理面临的难题之一，正在于如何将价值观融入冰冷的技术系统。儒家的“礼技”思想启发我们，科技伦理治理的规范性考量不是将价值“外加”在技术上，而是在技术的设计、发明之初即注入人文关怀，使技术本身成为道德实践的工具和场域。在“礼技”框架下，人和技术不再被看作对立的两极，人不是被动适应或抗拒技术，技术是道德人格的构成性部分。

以人工智能、算法系统、自动化工具等为例，若从礼技角度重新解读，可将它们视为育人、扶民、通变的载体，而非仅仅是效率工具。人工智能可以被赋予“仁”的目标，被设计为帮助人们更有效地学习、医疗和工作，同时培养人的创造力与同理心。儒家讲“教以类劝”，AI若内含道德维度，便可通过个性化引导来启发美善之心，成为新型的“启蒙导师”。算法系统，如大数据推荐、决策算法，遵循“礼”的规范，就能在机制中融入公正与善意，避免异化为冷冰冰的利益机器。例如，以“仁者爱人”为原则改进算法的价值函数，可以使其结果更多服务社会弱势群体、促进群体和谐，而非一味迎合商业利益。在“礼技”框架下，自动化工具也不再意味着对人的异化和取代，它们是“通变之器”。技术的自动化应用可以承担繁重危险的工作，人得以从机械劳作中解放出来，从而有更多精力投入道德和创造性的活动，依靠技术之“变”，通达天人合一之境。

丰富世界对技术的理解

需要注意的是，儒家“礼技”最具启发性的部分，不在说明人可以用技术来实现伦理目的——在此技术仍然只是一个中立工具，其核心在于说明技术从来不是“中立”工具，它本身就有超越性指向，和君子品格的养成息息相关。这要求我们设计和使用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具体的实用性功能，还要考察技术对人的品格本身会带来什么影响，以及如何通过恰当的“设计”来利用技术的物质性和功能带来一种象征能力，引导人做超越性沉思，规训身体和姿态，最终形成稳固的君子品格。深入阐发这一视角，提供一种可能的机制解释，亟需借鉴现象学技术哲学、认知科学哲学和认知考古学等方面的资源。

从更广阔的哲学对话看，“礼技”的提出或能与西方技术哲学形成呼应与互补，它可以帮助回应雅斯贝尔斯对现代技术缺乏超越性向度的批判，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技术带来存在论风险的担忧。当代技术所带来的问题，从浅表层看是科技应用不当问题，但在根基层面事关对技术的不同理解。理解技术的不同方式带来不同的应用策略和使用习惯。“礼技”正是一个儒家的技术性概念，值得进一步深思和充实。

深度技术化的社会让人感到冰冷，人的自由和生命感受都遭到不断挑战。儒家技术哲学以“礼技”为核心，提供了一种与技术工具论不同的理解技术的思路，其独特之处在于将技术看作事关品格养成的构成性要素。这种视角对于构建中国语境下的技术伦理框架极具裨益。在“多元文化转向”的全球趋势中，儒家关于道器合一、藏礼于器的智慧有望丰富世界对技术的理解。面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工程等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我们应当以文明传承的眼光加以审视和引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迅猛的技术浪潮中站稳文化立场，从容应对未来，为天地万物开创出更和谐共生的局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儒家技术哲学研究”（25BZX068）阶段性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85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