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摊开一张1914年夏天的世界地图，大英帝国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忽视的。
它占据了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控制着每一片大洋的贸易航道，“日不落帝国”的光环似乎坚不可摧。
然而，在这层不可一世的表象之下，位于伦敦白厅的海军部办公室内，一群手握重权的人正陷入深深的恐惧。
他们害怕的不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刺刀，也不是沙皇俄国的铁骑，而是一个更基础、更致命的问题：燃料。
在那个决定性的夏天，时任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做出了一个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豪赌。
为了让皇家海军获得更快的速度和更强的机动性，他决定将战舰的燃料从英国本土取之不尽的煤炭，彻底切换为必须从万里之外进口的石油。
这一决策不仅重塑了现代战争的形态，更直接导致了英国对中东的入侵。为了那黑色的粘稠液体，英国人不仅打破了国际法，还在地图上凭空画出了一个名为“伊拉克”的国家，将这片土地推入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动荡深渊。
一场伪装成战争的企业并购
要理解这场战争的本质，首先要看穿大英帝国的底牌。
在丘吉尔决定“弃煤用油”之前，英国的力量建立在威尔士山谷的优质煤炭之上。
那是英国自己的资源，安全可靠。但石油不同，它让钢铁巨舰跑得更快、隐蔽性更好（没有黑烟）、补给更高效，但英国本土一滴油也没有。
为了解决这个致命隐患，就在一战爆发前几周，丘吉尔在议会强行通过法案，让英国政府收购了“英波石油公司”（即后来BP的前身）51%的股份。
这是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关键细节：当一战的枪声响起时，这家在中东开采石油的公司，其本质已经不再是商业机构，而是英国政府本身。
公司的利润就是国库的收入，公司的油井就是帝国的国家安全。
这就是为什么当奥斯曼帝国还在观望是否参战时，英国并没有优先防御印度边境，而是早在宣战前就秘密命令印度军队驶向波斯湾。
1914年11月，英军攻占奥斯曼帝国南部的巴士拉，指挥官巴雷特将军在进城时发表了那句著名的谎言：“我们是作为解放者，而非征服者而来。”
如果英国人懂得适可而止，故事本该在这里结束。炼油厂安全了，输油管畅通了。但在伦敦和德里，贪婪开始蔓延。
情报显示，在遥远的北方，在一个叫摩苏尔的地方，可能蕴藏着比现有油田更惊人的石油储备。仅仅控制出海口已经不能满足帝国的胃口，他们要控制源头。
于是，原本的防御任务变成了疯狂的领土扩张。渴望军功的查尔斯·汤森将军率军沿底格里斯河北上，直指巴格达。
这支军队在烈日、疾病和苍蝇的折磨下艰难行军，最终在泰西封战役中遭遇惨败。汤森被迫撤退到库特阿马拉，被奥斯曼军队团团包围。
那是英国陆军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在长达147天的围困中，为了营救被困的1.3万人，外围有2.3万名英军士兵战死。
城内更是人间地狱，士兵们吃光了战马和骡子，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最终只能投降。成千上万的战俘在被押往战俘营的死亡行军中，像枯叶一样倒在沙漠里。
即便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英国政府依然没有停手。
因为他们既然已经为了石油流血，就必须拿到石油作为回报。随着战争机器的升级，英军卷土重来，终于攻占巴格达。
然而，真正的“抢劫”发生在战争结束之后。
1918年10月30日，奥斯曼帝国签署停战协定，一战中东战场理论上已经停火。
但此时英军距离梦寐以求的摩苏尔还有一段距离。为了不让这块肥肉落入土耳其人或盟友法国人手中，伦敦方面下达了密令：无视停战协定，继续进军。
英军指挥官马歇尔将军在和平条约生效后，依然兵临摩苏尔城下，强迫奥斯曼守军投降。英国就这样在终场哨声吹响后，“偷”走了整个摩苏尔省。
被发明出来的“伊拉克”
拿到了土地只是第一步，如何将其合法化并长期占有，才是丘吉尔和英国外交官们展现“黑暗智慧”的时刻。
根据战时英法秘密签订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摩苏尔原本被划给了法国。
为了拿回这块“黑金之地”，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与法国总理克列孟梭进行了一场甚至没有会议记录的私下交易。
英国背叛了曾与其并肩作战的阿拉伯盟友，将原本许诺独立的叙利亚拱手让给法国，以此换回了摩苏尔的控制权。
交易完成了，但治理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英国人手里握着三块截然不同的奥斯曼省份：
南部的巴士拉：什叶派为主，面向波斯湾，重商贸。
中部的巴格达：逊尼派为主，波斯文化浓厚，是行政中心。
北部的摩苏尔：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为主，心向土耳其安纳托利亚。
这三个地区在民族、宗教和经济上几乎没有共同点，当地人也从未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个国家。但在英国人眼里，这些都不重要。
他们只关心英波石油公司的需求：石油在北部的摩苏尔（库尔德人脚下），出口必须经过中部的巴格达，最终从南部的巴士拉（什叶派地盘）运出。
为了保护这一条完整的“石油流水线”，英国人决定将这三个互不相容的省份强行缝合在一起。于是，“伊拉克”这个国家被发明出来了。
它的边界划分不是基于人口分布或地理逻辑，而是完全服务于石油管道的走向。
这种强扭的瓜立刻引发了剧烈反弹。1920年，伊拉克爆发了全国性的大起义。什叶派发布追杀令，库尔德人在北方举起反旗，在此前大战中已经精疲力竭的英军发现自己左右为难。
面对高昂的占领成本和国内的反战情绪，已经升任陆军和空军大臣的丘吉尔想出了一个残忍而高效的解决方案——“空中管制”。
既然地面部队太贵且容易死伤，那就用皇家空军的轰炸机来管理。丘吉尔主张，对付不听话的部落，直接从空中扔炸弹。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将空袭作为殖民治理手段的案例之一。英军轰炸村庄、牲畜和平民，用这种低成本的恐怖手段压制了起义，保住了油田。
为了给这种赤裸裸的殖民统治披上一层“独立”的外衣，英国人需要一个傀儡。他们在失业的皇室成员中挑中了费萨尔亲王。这位来自沙特的亲王从未去过伊拉克，在当地毫无根基，但这正是英国人想要的。
1921年，在一场由英国人导演的加冕典礼上，费萨尔成了伊拉克国王。
英国人帮他画了国旗，写了宪法，操纵了公投（竟然有96%的支持率）。然而，在这个虚假王权的背后，真正的控制权在1925年的一纸合同中图穷匕见。
在英国的威逼利诱下，伊拉克新政府签署了《特许权协议》。该协议将伊拉克全境的石油开采权独家授予了“伊拉克石油公司”（实际上是英、法、美及石油大亨的联合体），期限长达75年。
而伊拉克人自己能得到什么？仅仅是每吨石油4先令的固定费用，没有股份，没有分红，连对自己国家资源的控制权都没有。
这就是丘吉尔那场豪赌的最终账单。
BP公司（原英波石油）凭借伊拉克的石油成为了世界级巨头，大英帝国的舰队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而留给伊拉克的，是一个充满原罪的国家结构。
英国人为了方便掠夺石油，强行将库尔德人、逊尼派和什叶派塞进同一个政治容器中，并扶持少数派统治多数派，埋下了无尽的仇恨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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