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观点｜马丁·路德·金的博弈论|博弈论|温和派|非暴力|马丁·路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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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解释了为什么非暴力抵抗是一种有效策略，也解释了当下的移民示威为何正在失败。

我在达拉斯郊区的刘易斯维尔长大，那会儿，社区里常见的皮卡后窗的车载枪架比瑜伽垫还多。小学时，整栋楼里黑人孩子只有两个，我就是其中之一。那是 1980 年代初：褪了色的 Wrangler 牛仔裤，女孩腿上套着护腿套，男孩顶着蘑菇头式的“碗盖头”，那发型像是母亲在厨房餐桌旁扣个碗就能沿边剪出来。我们的教室里隐隐飘着铅笔屑的木味，还有食堂饼干那种松软面包的香气。

每到二月，“黑人历史月”一来，空气里就会出现一种微妙的转调。人们的声音放轻了些，笑容也会多停留一瞬。有一天早晨，在班会课上，老师问“丰收月”是什么。我立刻举手回答。我记得的不只是那个问题，更是我答对之后的反应：一片点头，一阵赞许的低语，还有那些眼神，仿佛在说，真没想到我竟然也识字。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讨厌二月。

几年后，我被校车送到城另一头一所更糟糕也更“多元”的初中。那里的二月来得炽热。我开始学马尔科姆·艾克斯、黑人民权力量、制度性压迫，以及一种把愤怒当作真实、把克制当作软弱的历史叙述。也是在那里，我少年时期对马丁·路德·金的敌意定型了。

在我那时未成熟的脑子里，金太软弱了。我当时争辩说，他做的无非是挨打、坐牢，我那笨蛋舅舅也一样。二月的一个下午，我对社会学老师说，金不算真正的英雄，他很软弱，“黑人历史月”应该讲别人，比如玛丽·麦克劳德·贝休恩。那个月余下的日子，我都在留校察看里度过。

随着时间推移，再加上一点经济学理论作参照，我才意识到，自己年轻时对马丁·路德·金的看法完全颠倒了。他并不软弱。他是一位卓越的社会策略家。要看清其中缘由，把民权运动放进博弈论的框架里理解会很有帮助，把它看成一场努力，试图把美国从一个糟糕的均衡推向一个更好的均衡。

先从一个简单的“种族博弈”讲起。一边是争取平等权利的黑人美国人，另一边是白人政治建制派，包括地方当局、法院、警察部门，以及最终对这些机构形成约束的更广大选民。运动追求的不是情绪宣泄，也不是赢得道德上的胜利，而是推动政策改变。

困难在于，双方都无法确知对方真正的意图。两边都存在“隐藏类型”。在黑人抗议者中，既有追求和平融入的人，也有偏好暴力或混乱的人。在白人美国人中，既有铁杆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无论如何都会镇压，也有对镇压感到不安，却又拿不准抗议者目标的人。没有人会在身上挂一块标签。所有人只能从行为中推断对方的类型。

像这样的博弈可能出现多种均衡。其中一种均衡，也是美国几十年来所处的那种均衡，是抗议分散破碎，而且往往伴随暴力。不同的领袖、组织与地方运动推动变革，但行动零散，形态不一。暴力把所有抗议者混作一团，让多数人更容易作出最坏的判断。在那样的环境里，镇压在政治上代价很低，甚至本意良善的白人也能把镇压解释为“恢复秩序”。隔离主义者急于镇压，温和派默认顺从，不平等延续。任何一个领袖，或任何一个抗议者，都无法仅凭自己改变行为就改善整体结果。这是一个劣均衡，而且很稳定。

金的天才在于，他看见了另一种均衡的存在，并且明白要抵达它，不仅需要抗议，还需要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以及对非暴力做出可信且持续的承诺。

非暴力之所以强大，并不是因为它消极，而是因为它能传递信息。持续且纪律严明的非暴力代价高昂，也很难伪装。它把追求平等的人与追求混乱的人区分开来。这样一来，它就帮助旁观者区分“好类型”和“坏类型”，在我自己的生命里，它也把那个曾经的男孩与后来成为的男人区分开来。

一旦非暴力变得可信，镇压就不再廉价。它对隔离主义者依旧有吸引力，但对温和派来说，政治成本变得高昂。改革反而成为最佳回应。均衡随之转移。

从这个角度看，争取民权的策略并没有假设人人皆善。它只是承认，并非人人皆恶。

这一框架会给出清晰的经验预测，并且与研究者后来发现的结果高度一致。

政治学家奥马尔·瓦索（Omar Wasow）研究了 1960 年代民权抗议如何影响媒体报道与投票行为。他使用 1960 年到 1972 年的县级数据发现，接触到非暴力抗议的地区，民主党得票份额上升了 1.6 到 2.5 个百分点，这在 20 世纪中叶的美国政治中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当时两党联盟结构仍在流动，但在同一地区内部，民主党候选人一贯比共和党候选人更支持民权立法，因此县级层面向民主党的偏移，可以合理视为民权支持上升的指标。那些地区的报纸报道框架也发生了变化，更多采用“民权”叙事，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公共秩序”的担忧上。

暴力抗议则产生相反效果。一旦示威转向暴力，媒体报道就会转向“法律与秩序”，得票份额也会向共和党候选人倾斜。在某些情况下，暴力动荡甚至造成了向共和党倾斜 5 个百分点的摆动。同一个运动，同样的目标，结局却完全不同。

经济学家威廉·柯林斯（William Collins）和罗伯特·马戈（Robert Margo）更直接地研究了暴力动荡的经济后果。他们把 1960 年代末发生严重骚乱的城市与社区，同那些在其他方面相似但没有发生骚乱的地方进行对比。他们的估计显示，受骚乱影响的社区房产价值下跌 10% 到 20%，而且这种下跌持续了几十年。黑人男性就业大幅下降，并至少在 10年里维持低迷。经历严重动荡的城市流失人口、资本与政治筹码。暴力并没有加速改革，反而损害了改革。

这些证据并不意味着，愤怒本身缺乏正当性，或人们的怨愤毫无根据。它指向一个更令人不适的结论：抗议以何种方式展开，决定了它究竟会让不公被看得更清楚并得到缓解，还是会把不公遮蔽起来并让它延续下去。

这也解释了金为何强烈反对骚乱，哪怕他理解骚乱背后的愤怒。他在1967年说过，“骚乱是那些不被倾听者的语言。”但他随即补充说，骚乱“在社会层面具有破坏性，并且自我挫败”。正如历史学家大卫·加罗（David Garrow）所记录的那样，金认为暴力会让运动赖以生存的道德清晰度崩塌，使镇压可以伪装成秩序。骚乱在战略上是失败的。它摧毁了运动试图传递的信息，并把社会推回到那个劣均衡。

这不是事后美化历史。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今天的移民抗议。如果抗议纪律严明、保持非暴力，它们就能实现金策略原本要实现的效果：区分类型，迫使温和派更新信念，并让镇压在政治上代价高昂。可现实却是，它们很快就明显走向暴力，投掷物品、与执法人员冲突，联邦官员也不出意料地把动荡框定为“公共秩序”问题，甚至提出可能动用《反叛乱法》。这正是信息结构崩塌的情境，运动被归并进一个“坏类型”，而“法律与秩序”成为主导叙事。

把马丁·路德·金看作一位博弈论学者，听起来很牵强吗？想想阿拉巴马州达拉斯县的城市塞尔玛。

金选择去游行，并不是因为塞尔玛有什么独特之处，而是因为它足够可预测。他清楚自己面对的类型构成。既有足够多愿意动用暴力的隔离主义者，也有足够多站在远处观望的温和派，因此，一次和平尝试跨越埃德蒙佩特斯桥的行动，会迫使当局作出选择。如果当局表现出克制，抗议就会持续下去。如果当局使用暴力，责任归属将昭然若揭。无论结果如何，外界收到的信号都会非常清晰。

同样的逻辑也引导了伯明翰。金选择那里，并不是因为它是南方最糟糕的城市，而是因为布尔康纳的反应足够可预期。康纳的反应过激，包括放出警犬、动用高压水枪、实施大规模逮捕，并不令人意外。这正是要达到的效果。非暴力确保，一旦镇压来临，它呈现的是揭示真相，而不是把真相遮蔽。

看到问题的不止金一人。像印度的圣雄甘地以及后来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领袖，也都部署过纪律严明的非暴力。他们选择非暴力，并不是因为暴力不可想象，而是因为镇压具有可预测性。每一次的目标都相同，也就是迫使当局显露其本相，促使温和派更新信念，并让改革成为成本最低的回应，即便制度性改变要更久才会到来。在边缘地带仍有足够多公民可以被撬动的地方，这一策略最终奏效。在做不到这一点的地方，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某广场事件，它失败了。

我年轻时把克制误当成软弱，把愤怒误当成诚实。我没能看见的，也是我们至今仍未能好好教给学生的，是马丁·路德·金并不是在回避冲突。他是在设计冲突，而且是在能让进步成为可能的条件之下设计冲突。

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Martin Luther King Jr. Day），我们当然应该继续纪念一位道德领袖。但我们也应当承认，他是一位杰出的社会策略家，在经济学家尚未创造“信号均衡”（signaling equilibrium）这个术语之前，他就已经理解了其中的逻辑。他有一个梦想，也有一套实现它的最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