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当地时间1月16日,美军在叙利亚西北部发动空袭,击毙一名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武装头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语气冷静而熟悉:精准打击、清除威胁、为此前遇袭身亡的美军士兵“伸张正义”。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这样的表述反复出现,从阿富汗、伊拉克到叙利亚,从“基地”组织到“伊斯兰国”,目标人物不断更替,行动方式却高度相似。表面看,这是一次针对性极强的反恐行动;放到更长的时间轴上,它却像是一枚被嵌入历史齿轮的零件,再次推动着一个早已显露疲态的战略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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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的“定点清除”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反恐战争中逐渐制度化的一部分。从无人机打击到特种部队突袭,这套体系建立在技术优势、情报网络与跨境行动自由之上,成本相对可控,政治风险也被压缩到最低。在国内政治语境中,这类行动往往具有高度正当性:它们既避免了大规模地面战争的人员伤亡,又能够迅速回应袭击事件,向公众展示政府的行动力。然而,正是这种“低成本高确定性”的特征,使其在战略层面被反复依赖,甚至取代了对更复杂问题的耐心处理。

叙利亚战场本身,就是这一悖论的集中体现。名义上,美国并未与叙利亚政府处于战争状态,却长期在其境内维持军事存在;目标从最初的打击“伊斯兰国”,逐渐演变为维持地区影响力、防止极端组织死灰复燃、保护盟友安全等多重任务。每一次空袭都被界定为“防御性”或“反恐需要”,但这些行动叠加起来,已构成一种事实上的长期军事介入。问题在于,这种介入并未触及极端组织滋生的土壤,只是在不断修剪其最外露的枝叶。

从机制上看,极端组织的再生能力,恰恰与这种打击模式形成了某种共生关系。头目被击毙,并不意味着网络解体,反而可能加速权力重组与激进化。地方冲突、治理真空、经济凋敝与族群撕裂,才是这些组织得以持续存在的根源。定点清除能够暂时削弱其行动能力,却无法替代政治整合、社会重建与区域协调。当军事手段被赋予超出其能力边界的期待,失望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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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而言,这种循环还带来了更隐蔽的成本。反恐战争最初以“9·11”为起点,承载着强烈的道义叙事;随着时间推移,它逐渐转化为一种惯性行动,缺乏清晰的终点。国内对反恐的关注度下降,但相关行动仍在持续,决策过程被高度行政化、技术化,与公众讨论日益脱节。这不仅削弱了民主监督,也使战略调整变得更加困难。当行动本身成为目的,反思便被推迟。

从国际层面看,频繁的跨境空袭同样在侵蚀既有秩序。主权原则被不断“例外化”,以反恐之名进行的军事行动,往往缺乏明确的国际授权。这种做法在短期内或许有效,却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危险的先例。当规则被反复拉伸,最终受损的并非单一国家的声誉,而是整个国际体系的可预期性。反恐本应是合作议题,却在实践中不断加深不信任。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反恐战略的困境,并非源于能力不足,而是目标设定的模糊。究竟是要消灭所有潜在威胁,还是将风险控制在可管理范围?是通过军事存在塑造地区秩序,还是接受多元力量博弈的现实?这些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导致行动层面只能不断重复“清除—反弹—再清除”的过程。每一次成功打击,都在延缓对根本问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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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叙利亚空袭,在战术上或许无可指摘,却再次提醒人们:反恐战争早已进入一个低烈度、长周期的阶段。它不再决定国家存亡,却持续消耗资源、注意力与战略空间。真正的转折,未必来自某一次精准打击,而可能来自对“安全”概念的重新界定——从单纯的军事消灭,转向对政治、社会与地区结构的耐心修复。

历史并不缺乏警示。所有试图以持续武力解决复杂政治问题的努力,最终都面临同样的选择:要么扩大投入,承认这是长期治理工程;要么调整目标,接受不完美但可持续的稳定。美国反恐战争走到今天,已经无法回避这一抉择。空袭的爆炸声终会消散,留下的,是如何在权力、规则与责任之间重新寻找平衡的沉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