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凌晨，中南海西门外的长安街空荡得出奇。几盏路灯映出一列黑色轿车缓缓驶出，车窗帘子严严实实放下，连守卫都不敢多看一眼。车里只有寥寥几人，目的地却是谁也不肯多问——这是毛泽东此生最神秘的一次南行的起点。
列车先往杭州，再折去武汉。途中高度戒备，电台静默，外电监听失去目标。苏联谍报部门尝试用短波侦测，却在记录上留下大片空白。六月十八日清晨，专列在湘潭小站停留不到五分钟，随即改乘汽车。云雾缭绕的群山之中，韶山冲悄无声息地迎回了它的游子。
毛泽东上一次大规模回乡，是一九五九年夏天。那回，他登上父母合葬墓，折松枝三束，轻抚杂草，叹了句“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就在那次小住，他随口提了一个愿望：希望将来能在家乡山谷里搭几间茅屋，老来读书钓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将此话牢记在心，向上呈报，于是后来悄然启动了“二〇三工程”，于一九六二年收尾。外人只知军工代号，无从想象山谷里悄悄竖起的，是一幢仿俄式保温结构的小楼和两排附属用房——滴水洞诞生了。
滴水洞三面环山，唯一出口被密林掩映。谷底一股清泉自天然石洞滴下，终年不竭。气候恒温，蚊蝇少见。对一位患有气管炎又酷爱读书的老人而言，这仿佛量身定做。可毛泽东真正启程隐居的打算，却被时代的激流一次次打断。六十年代初，国事纷繁，他始终在路上；直到文化大革命尘埃甫起，他才决定借南下视察之名顺路再看故园。
车到东茅塘，田埂上一群姑娘弯腰插秧，猛地抬头，认出了车窗后那张熟悉的面孔。她们惊呼一声却被警卫示意噤声。韶山需要沉默，中央也必须绝对安全。车辆转入隐蔽山道，守林人临时奉命封路，数百里范围无线电台全部停播，连地方公安局都只拿到模糊口令。整座滴水洞像被悄悄从地图上抹去。
到达当晚，73岁的毛泽东推开一号楼房门，看见屋内硬板床已铺上新棉被。他摇头，将带来的旧蓝布被褥亲手铺好；见服务员换上亮新窗帘，又说“旧的就好”，坚持留下那块风干褪色的棉布。第二天清晨，他走出楼门，指向对面山岭：“那是牛形山，再过去虎歇坪，我祖母葬在那里。”听者记下一串地名，生怕遗忘。
有意思的是，工程浩大，却只有一个特级厨师石荫祥被允许掌勺。但首长偏爱家乡滋味，什么“青椒炒鲜菌”“酸辣马齿苋”最合口。山里马齿苋正稀，警卫分赴几座小山头，挖来一篮，细沙未净。石荫祥忙中出错，一条小青虫蜷在菜间。端上桌瞬间才觉不妥，欲收回。毛泽东笑一声：“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话音落，筷子已夹进嘴里。厨房上下惴惴不安，他闷头却吃得极香。
滴水洞的夜晚寂静。只有窗外虫鸣，屋内灯光通明，他靠在枕头，摊开《资治通鉴》一卷，桌上摆着武汉空运来的文件。一批又一批电报送入深夜，他批红决事，偶尔抬头沉思。警卫张耀祠记得，首长常叹息：“山里好，消息还是得通，不然心里不踏实。”
六月二十六日傍晚，他又到韶山水库游泳。夕阳斜照，水面金光点点。他下水前举杯茅台，一饮而尽，随后叼烟入水。陪护担心体力，他摆手示意：“慢慢划。”清波推着他在水面滑行，来回两公里，竟不见倦意。
二十八日凌晨三点，西湖边的气象台报告江南有强对流云团北移。随行医生借机劝返，安全部门也提醒前方动向可能泄漏。于是离韶山的时刻提前。八点前，行李已装车。警卫催请上车时，毛泽东忽又返身，慢慢踱回房间。片刻静默后，他摸了摸那张硬木书桌，抬头望向屋梁，好似要把一切细节烙进记忆。
“主席，时间到了。” 有人低声提示。
“身不由己啊，走吧。” 他轻叹，迈出门槛，与守洞的小廖紧紧相握，“房子要护好，我还会再来。” 车开动时，窗帘再次拉上，沿途稻田与槐树被隔绝在外。
此后十年，他再没能重返故乡。七十年代病势日笃，他两次口头提出南下，医务组却频频摇头。七六年九月，批准终于下达，滴水洞早已清扫完毕，韶峰茶与马齿苋也备好。可九月九日凌晨，噩耗传遍京城。韶山人守着空荡的山谷，灯火彻夜。
毛泽东生前多次表示愿意火化，骨灰归于江河，但“中南海的决策，往往不是个人能左右”。九月十二日，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遗体将永久保存，并在天安门广场修建纪念堂。那年秋风来得早，湘江两岸桂花香正浓，却再无归人。
滴水洞最终成为国家级故居，人声渐多。廖时雨退休前常向来客讲起那天早上的场景：首长手握白瓷杯，沉默半晌，望着屋外群山。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听见一句轻不可闻的叹息。岁月流逝，山风依旧，洞口泉声犹在，而那句“身不由己”，仿佛仍在山谷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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