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轼稍有了解的人，大约都看到过蒋之奇这个名字——各种东坡传记和史料一般都会提及此人。
一则是他与苏轼在进士及第的琼林宴上，两人定有“鸡黍之约”，尽管这种约定有可能只是交际话语，不用太过当真；二则苏轼黄州归来，准备求田问舍，蒋之奇热情相助，安排族人牵线运作，帮苏轼购得宜兴良田。两人的交往由此形成了一个基本完美的闭环。
换句话说，蒋之奇是苏轼人生的一个不太重要的注脚。
回到历史本身来看，蒋之奇算是英宗至徽宗朝比较重要的官员：宋史有传；曾经将朝堂搅得天翻地覆；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作为新法的积极践行者，取得傲人成绩，从事实上封了旧党的嘴；数立边攻；历仁宗至徽宗五朝，官至知枢密院事（位列三相，是最高军事长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北宋的内政外交。
本篇想要通过重述蒋之奇的人生以及与苏轼交往事，来观察人性的内在幽微。
蒋之奇 北客帖
苏轼如何看蒋之奇羞辱欧阳修
蒋之奇，字颖叔，号荆溪居士，常州宜兴人，工诗文、书法，嘉祐二年擢进士，与苏轼、苏辙、曾巩、曾布、章惇、程颢、张载、王韶、吕惠卿等人皆为同年，这一榜人才济济，被后人称为“千年科举第一榜”。这年的主考官是欧阳修，上述中榜者与其皆有师生之谊。
仁宗赐宴琼林，苏蒋二人相邻而坐，蒋氏介绍家乡宜兴风物之美，苏轼颇中意，因而有“鸡黍之约”。苏轼于元丰七年所作《次韵蒋颖叔》，中有“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即为对此事的追忆，作者自注：蒋诗记及第时琼林苑宴坐中所言，且约同卜居阳羡。
治平二年，发生了著名的“濮议”之争。
三十四岁之前，宋仁宗生过三个儿子，均夭折，后面一直没能出生儿子；且仁宗健康一直不佳，多次病危，每次病危时胡言乱语，众臣颇为大宋未来担忧。知谏院范镇最先奏请立储，司马光等人继之，宰相韩琦力挺，在朝臣和舆论的压力之下，仁宗决定立赵宗实为皇子。
赵宗实是仁宗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十三子，四岁入宫。长到八岁时，仁宗生了儿子，宗实又被送回王府——我们可以大胆推测，这种被当皮球踢的的童年经历，在宗实心里埋下了巨大的阴影，他后来的诸多作为都可以证实这个推测。
时宗实正为父亲濮王守丧，朝廷命他起复，授以知宗正寺，以便为立储作准备。结果宗实以父丧、生病为由各种推托，在宰相韩琦建议下，仁宗决定正式立宗实为皇子，改名赵曙。立皇子半年后，仁宗猝然离世，曹皇后派人通知韩琦进宫，韩琦请皇后宣赵曙入宫即位，赵曙连称不敢做，转身欲走，还是韩琦等人将其摁住，强行穿上皇袍，这才勉强承继大统。
“濮议”即议定濮王名分，英宗想为生父争取“皇帝”，并将此交由朝臣讨论，朝臣由此而分两派，一派主张英宗称濮王为‘皇伯”，这派以台谏官为主，包括司马光、贾黯、吕诲、吕大防、范纯仁等人，一派主张称濮王为“皇考”，以宰执大臣为主，包括韩琦、欧阳修、曾公亮等人。两派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最终，“皇考”派在这次争执中获胜。英宗于宫中之生活，一直不甚愉快，与仁宗、曹太后关系不睦，“濮议”之争可以视作他向死去的仁宗及曹太后的一次宣战和报复。
濮议之争中，蒋之奇坚决站在欧阳修的一边，并肯定欧阳修作为。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能得弟子支持，欧阳修深为感动，于是推荐蒋之奇为监察御史里行，英宗亲自召对，对蒋之奇观感甚善，除以监察御史。欧阳修所以有推荐蒋氏之举，一则是有师生这层关系，二则插一根钉子进御史台，可减少己方行政之阻力，减少舆论的攻击。可谓一举两得。
接下来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情：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二月，蒋之奇的屠刀便伸向了对其有推介之功的恩师欧阳修，且奏请弹劾欧阳修的理由极为不堪，称其与儿媳吴氏有染。这让一向重视名声的欧阳修极为愤怒，“横被污辱，情实难堪”，连上多札，指斥蒋氏恶行，乞请神宗一查到底，还自己清白。
事情发展至此，便产生了重重疑问：蒋之奇因何反水？是被人当枪使？还是听信某些传言，认定确有此事？又或者借弹劾朝廷重臣来博取声名？
对照多份史料，我们来尝试揭开此事的来龙去脉。
“濮议”过程中，众台谏官对欧阳修恨之入骨，欲借机攻击挞伐，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机会不请自来，欧阳修的小舅子薛良孺，因举官失察而被弹劾，有失官之虞，欧阳修则奏请不要因薛氏与自己有亲戚关系，而在大赫中对其网开一面，薛氏由此失官，对欧阳修怀恨，于是编造“家丑”败坏欧阳修名声。此事被御史中丞彭思永听去，又说与蒋之奇，蒋之奇先前因在“濮议”中支持欧阳修，被台谏官视为“奸邪”，不被信任，急于摆脱此等局面，才转而利用“家丑”弹劾欧阳修。
也就是说，史料所述蒋氏弹劾欧阳修的最大理由，是为摆脱尴尬局面，获取同僚信任。但仔细推敲，这一理由多少有些无法成立。从前途角度考量，弹劾于己有恩的欧阳修，等于将自己架到火上去烤，属于自毁前程之行动，天下之人皆知你背信弃义，谁还敢拉拔你，谁还敢任用你？从风险控制的角度考量，得罪台谏官同行大不了坐冷板凳，混不出头；但得罪位高权重的欧阳修等于失去了晋升的通道，欧阳修乃三朝元老，文坛盟主，根深叶茂，子弟遍布朝廷。即便老先生宽宏，但谁能保证弟子们不会为其复仇？蒋之奇是聪明人，大约不会以此理由而有弹劾之举。
作为欧阳修插入御史系统的钉子，蒋之奇处境或许艰难，但这并不能构成弹劾欧阳修的充分理由——更充分的理由可能是，蒋之奇敏锐地嗅到了某种新的政治风向：神宗上台后，旧平衡即将被打破，新一轮清洗正在展开，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群体成为神宗掌权的障碍，台谏官群体作为舆论风向所在，正好是神宗制衡老臣的把手。换句话说，新帝对老臣天然的不信任才是蒋之奇出手的最大理由。
蒋之奇对欧阳修的弹劾正是暗合了这一风向。
游走于权力场上的众人，个个精于算计，若没有较大的投入产出比，谁都不会鲁莽行事——除非像海瑞那般，下了必死之决心。如果抛除这层因素，我们很难解释发生在蒋之奇身上的巨变。
蒋之奇
我们来看苏轼在“濮议”过程中的表现。
自治平二年正月自凤翔还朝任职直史馆，至次年四月父苏洵去世回眉山守制，这一年多时间与“濮议”重合，苏轼对当时相关情形应是心知肚明的，只是他人微言轻，尚没有资格对此发表意见（英宗诏令言官和待制以上可对濮议发表意见），但他完全有机会通过其它方式来表达看法，但令人奇怪的是，苏轼全程沉默，未着一字——这与读者印象中那个敢说敢言的苏轼形象有巨大反差。他既没有支持欧阳修，也没有在欧阳修被众谏官围攻时为其辩护。
当时未说，但他后来的文章中仍有一些蛛丝马迹，体现他在濮议中的态度：他倾向于“皇伯”派，而非恩师欧阳修，因为有师生之谊，在此时也就不便明言，堂而皇之地反对欧阳修，只好保持沉默。在职场上历练几年之后，他对于现实政治有了一定的理性认知，对于自身的言行表现得比较克制。
苏轼如何看待蒋之奇参劾欧阳修？
我想他一定痛恨蒋氏的首鼠两端，自私功利，翻脸如翻书。
也一定大受震撼：蒋氏构陷恩师，居然可以使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一个小小御史，只管将道听途说的消息拿来上奏，就可以给身居高位者以致命打击；蒋之奇系自己同门，同受欧阳先生器重，先前以为对他知根知底，岂不料此人最先背叛师门，且手段如此阴狠！这在与人为善的苏轼而言，绝不啻于一颗重磅炸弹。
苏轼像 明 陈洪绶绘
此后长达十六年的时间，他的文字里再未出现蒋之奇——他们断绝了交往，直到元丰六年才在江南重续前缘。
治平四年三月，事件查明，不过无中生有，先是薛良孺造谣，传与欧阳修有仇的刘谨，刘又说与彭思永，彭氏与蒋之奇同为御史台同事，又是他的顶头上司，蒋之奇知悉此谣言自然不足为奇，始有弹劾之举。
调查总算为欧阳老先生保留了一分薄面，彭思永、蒋之奇同时被贬。颇耐人寻味的，是神宗对参知政事吴奎讲的一番话，“蒋之奇敢言，而所言暧昧，既罪其妄，欲赏其敢”——言下之意大体是：蒋之奇略显孟浪，这个举报真实性太差，否则一定可以为欧阳修定罪。但蒋氏敢于攻击朝廷大臣，还是值得称许的，我考虑奖励他——你品品，这哪像一个皇帝说的话？
蒋之奇被贬监道州盐税，神宗怜其有母，改监宣州盐税，神宗对蒋之奇的好感没有改变。
欧阳修因此事被打击，于仕途再无进取心，主动请退，先是出知地方，最终定居颍州。丞相韩琦在御史中丞王陶的攻击下，退居二线。神宗对韩欧积极挽留，只是，这“积极”里应该是掺了不少水分。
消失的十六年
熙宁二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轰轰烈烈的熙丰变法由此拉开序幕——如你所知，在这场影响深远的变法中，蒋之奇和苏轼承担了不同的角色。
熙宁三年十二月，蒋之奇转权福建路转运判官，负责辖区内赋税征收、粮饷转运及仓储管理等事务。各地在推行免役法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和疏漏，致民怨沸腾，非议甚多。蒋之奇则有条不紊，逐步推进，采取公平的方式征收免役钱，而获百姓赞赏。蒋之奇亦因实施新法有功而获升迁，仅半年后即担任淮南东路转运副使，《宋史》称，“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流者。如扬之天长三十六陂，宿之临涣横斜三沟，尤其大也，用工至百万，溉田九千顷，活民八万四千”。
熙宁五年正月，蒋之奇致书王安石，称“百姓列状乞早行助役新法曰：‘上推不赀之惠，下受罔极之恩’”，正因变法收到众多负面反馈的王安石，受蒋氏反映之情形鼓舞，遂将其语告之以神宗，神宗亦颇受用，说：“百姓如此，或称人情不安者，妄也。”那些宣布新法闹得人心惶惶的说法，全是瞎扯淡。
蒋之奇因此一番表现，得神宗和王安石信赖，遂加以提拔和重用，从转运判官到转运使，因工作出色，亲获神宗嘉奖，不仅赐紫章服，还亲自召见、慰问。蒋之奇在神宗时代，一直在地方为官，凡至一地，皆有建树，是货真价实的能员。蒋氏在治财理政方面颇有一套，所至之地，财政宽裕，足见是理财能手。
回过头看苏轼在王安石变法中之表现，他几乎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新法，甚而成为旧党代言人，对新法极尽抨击，后更因形势所迫，到地方为官，从杭州通判到湖州知州，一路迁转，虽对新法有一定程度的改观，但总体上仍然是新法的反对者，更因此被罗织进乌台诗案，成为整个变法过程中的最大受害者，最终贬谪黄州，成为需要被看管的犯官。
可以说，熙宁元丰时代的蒋、苏二人，官运相异，命运相异，理念相异，政治立场相异，失去联系互不往来再自然不过。
翻检蒋之奇年谱发现，神宗后期两人有过一次联系，约在元丰六年闰六月，蒋之奇写信给苏轼，苏轼作《贺蒋发运启》及《和蒋发运》诗回应。我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促使蒋氏主动与苏轼和解——但可以肯定的是，苏轼此时已原谅了蒋氏此前作为，并对其表达祝贺之意，“拥节东南，上寄一方之休戚；考图广内，示将大用之权舆”“行将入践卿相，坐致功名”，东坡此时仍在黄州，面对昔日的旧友和对手的升迁，内心定是感慨万千——“某窜流已久，衰病相仍。方称庆之未皇，忽移书之见及，欣幸之至，笔舌难宣”。来看这首《和蒋发运》：
夜语翻千偈，书来又一言。 此身真佛祖，何处不羲轩？ 船稳江吹坐，楼空月入樽。 遥知思我处，醉墨在颓垣。
蒋之奇好参禅，估计来信中有和苏轼探讨佛理，因此说“书来又一言”；大约蒋氏信中表达了思念之意，因此末联说“遥知思我处”。
诗中没有了贺启中的落寞悲凉，而是以禅悟破执，以自然安身，诗人将佛法化作生活意境，在孤舟、空楼、醉墨中践行“当下即道”这一理念，保持了自得其乐的生命姿态——东坡这是与蒋之奇共勉，还是某种劝诫？是对自我的印证，还是和解后的通达？不管是客套也好，还是真心相待也好，至少他没有冷处理，而是与蒋之奇和解。我们看东坡离开黄州后之行动，他与不少政敌的关系都得到了缓和，尤其在江宁与王安石一笑泯恩仇，他与蒋之奇的通信与这条逻辑链条相符。
与东坡通信前，蒋氏路过江宁，拜访退居半山园的丞相王安石，王安石有《戏示蒋颖叔》一诗：扶衰南陌望长楸，灯火如星满地流。但怪传呼煞风景，岂知禅客夜相投。此“禅客”即蒋之奇。
这里需指出的一点是，自治平四年被贬，蒋之奇仕途顺遂，政绩卓著，亦未有陷害他人之作为，并无可供指摘的地方——连对新党有诸多颇多偏见的《宋史》也不得不承认，“之奇为部使者十二任，六典会府，以治办称，且孜孜以人物为己任”，他唯一的污点，就在于攻击欧阳修，“特以畔欧阳修之故，为清议所薄”。
两人和解的背后
元丰七年正月，苏轼自黄州量移汝州，途中上表乞居常州，获允。
八月时，苏轼至真州（今仪征），与蒋之奇相遇，这也并非巧遇，因为蒋之所担任的江淮发运使，办公地点就在真州。席中说起当年琼林宴“鸡黍之约”，蒋之奇热心张罗，言可以帮忙购田，二人一拍即合，苏轼而因安家宜兴。苏蒋二人因此事而有酬唱，苏轼诗为《次韵蒋颖叔》：
月明惊鹊未安枝，一棹飘然影自随。 江上秋月无限浪，枕中春梦不多时。 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 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
此诗可以看出苏轼内心的矛盾之处：一方面想要彻底隐居，远离仕途；另一方面又想建功立业，积极进取——他骨子是儒士，至死怕也未有太大改观。
只是政局变化仓促，元丰八年初，神宗去世，哲宗即位，苏轼重被起用，只得匆忙离宜兴上任，之后一路高升，成为哲宗时代的朝廷重臣。蒋之奇则一直在地方为官，彼此见面和交往机会不多。
从现存苏轼作品看，其后七年时间，两人之间没了互动——这也不难理解，哲宗即位后，两人命运迅速反转，苏轼接连高升，并进京任职；蒋之奇则遭弹劾，数易其职，一直在地方上迁转，直到元祐六年九月，因调任刑部侍郎而入京，后转任户部侍郎。
宋史 蒋之奇传
元祐七年八月，苏轼自扬州还朝。十一月，皇帝举办祭祀祖庙大典，权户部尚书钱勰、户部侍郎蒋之奇从驾，苏轼则担任卤薄使，苏轼有《次韵蒋颖叔钱穆父从驾景灵宫二首》，其一为：
归来病鹤记城闉，旧踏松枝雨露新。 半百不羞垂领发，软红犹恋属车尘。 雨收九陌丰登后，日丽三元下降辰。 粗识君王为民意，不才何以助精禋。
诗写得风趣幽默，自嘲十足，苏轼以病鹤自比，写年过半百，头发已白，但并不羞于将它垂于衣领上，写刚刚理解君王心系天下苍生的意愿，但自己没有才能，不知如何协助皇帝办好这次蔡祀。
从诗里意思可以看出，苏轼和蒋之才的关系比较融洽，是可以谈心和开玩笑的朋友。之后几天，苏轼接连有和蒋之奇诗，说明此一时间内彼此的交往是比较密集的。来看《次韵蒋颖叔二首》：
扈从景灵宫
道人幽梦晓初还，已觉笙箫下月坛。 风伯前驱清宿雾，祝融骖乘破朝寒。 英姿连璧从多士，妙句锵金和八銮。 已向词臣得颇牧（自注：时颖叔新除熙河帅），路人莫作老儒看。
凝祥池
似知金马客，时梦碧鸡坊。 冰雪消残腊，烟波写故乡。 鸣鸾自容与，立马久回翔。 乞与三韩使，新图到乐浪。 自注：时高丽使在都下，每至胜景，辄图画以归。
这两首诗，既是鼓励蒋氏，又有自勉之意，第一首赞美蒋氏文武双全，鼓励他到边疆再立新功；第二首是说自己愿为大宋尽力，柔远怀人，教化边夷，彰显国威。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蒋之奇与苏轼之关系，在此阶段获得了升华和突破，他们打破了先前彼此之间的偏见，拆除了政治立场相异的藩篱，在志趣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蒋之奇因先前知广州时有平叛之举，于元祐八年正月知熙州（今甘肃临洮），苏轼、钱勰、王钦臣诸友为其饯行，苏轼有诗相赠，诗曰《送将颖叔帅熙河并引》：
西方犹宿师，论将不及我。 苟无深入计，缓带我亦可。 承明正须君，文字粲藻火。 自荐虽云数，留行终不果。 正坐喜论兵，临老付边锁。 新诗出谈笑，僚友困掀簸。 我欲歌杕杜，杨柳方婀娜。 边风事首虏，所得盖幺麽。 愿为鲁连书，一射聊城笴。 阴功在不杀，结草酬魏颗。
神宗时代的旧臣，自然无法忘记与西夏开战的永乐、灵武之败，那一战宋军死伤惨重，锥骨痛心。苏轼诗中称自己亦想上前线杀敌，可惜没有机会，现在可以将希望寄托于老友身上。他希望老友发挥特长，再立边功，像鲁仲连那样使用攻心之计，使敌人不敢妄动，使边民可以安居。
蒋氏果然不负众望，宋史称，“出知熙州。夏人论和，请画封境。之奇揣其非诚心，务守备，谨斥侯，常若敌至。终之奇去，夏人不敢犯塞”，苏轼的建议在蒋之奇这儿得到回应，他采取的有力措施，令西夏不敢进犯。
元祐八年六月，钱勰赠蒋之奇诗二首，苏轼和诗《次韵钱穆父马上寄蒋颖叔二首》：
其一
玉关不用一丸泥，自有长城乌鼠西。 剩与故人寻土物，腊糟红麹寄驼蹄。
其二
多买黄封作洗泥，使君来自陇山西。 高才得免人人羡，争欲寻踪觅旧蹄。
显然是为蒋氏取得的成绩所鼓舞，苏轼不吝赞美之词，赞美这位老友将西北边陲打造得固若金汤，他期待着老友胜利归来。
苏轼一直有平定边疆之梦，在密州时他写下“西北望，射天狼”；在黄州时与西夏之战也时时让他牵心挂肚，有诗数首。这个愿望如今被老友实现，怎能不激动万分？诗中字字句句，皆显快慰之意。
可以说，元祐时代的苏蒋二人，友情得到了升华，不仅是私人间的接触更多更深，更是志趣上的同声相求。
元祐八年八月，苏轼知定州，其后开启了连贬生涯，哲宗亲政后，启用变法派旧臣，他的命运彻底跌落谷底，历经惠州儋州，终老常州，享年六十六岁。
而蒋之奇也经历了知开封府、拜翰林学士兼侍读、受好友株连被贬等事件，到徽宗时代，迎来他人生的高光，官拜知枢密院事，卒于崇宁三年，终年七十四岁，封魏国公。
本文参考资料
宋史 蒋之奇传
苏东坡全集 曾枣庄 舒大刚主编
蒋之奇年谱 曾芷倩
苏轼和他的朋友们 杨胜宽著
黎东方讲史之续 细说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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