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南京。
一份绝密电报辗转送到了延安的窑洞里。
这发报的人既不是在前线带兵打仗的将军，也不是快要暴露请求撤离的地下党，而是一个正儿八经混在汪伪政权核心圈的大红人——李时雨。
但这电报的内容，简直能把人气笑，他不是来邀功的，居然是来“求救”的：“组织上能不能让我的官职升得慢一点？
我现在已经是少将了，再升下去，我怕以后洗不清啊！”
这种“凡尔赛”式的痛苦，在那个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年代，听起来比神话还离谱。
当别的特工还在为混个办事员焦头烂额的时候，李时雨却因为官做得太大、地位太高而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对此，延安的回电就只有霸气的几个字：“不必担忧，大胆往上爬。”
说起李时雨这号人物，咱们得先打破一个对民国特工的刻板印象。
很多人以为那会儿搞情报的都是拿着枪突突的狠人，其实在真正的权力高层，最稀缺的硬通货是懂法律的高级知识分子。
李时雨手里攥着的，就是这么一张通往核心圈的VIP门票——北京政法大学毕业。
这学历含金量高到什么程度？
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清北法学博士再加上国考状元。
在那个遍地是大老粗军阀的乱世里，像他这种能写判词、懂立宪、会搞行政规划的人才，那就是各个山头争抢的香饽饽。
这就解释了为啥他无论走到哪都能光速升迁，不是敌人太蠢，而是他的专业壁垒实在太高了。
但这人能成事，光靠学历肯定不行，还得有那种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心理素质。
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干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李大钊同志牺牲后，遗体因为局势太乱一直没法安葬，谁碰这事谁就是往枪口上撞。
结果年轻的李时雨，仗着自己也姓李，硬是以“李家晚辈”的身份大摇大摆地去参与护灵。
在特务眼皮子底下把这事办成了，这种在刀尖上跳舞还能面不改色的本事，就是他后来在虎穴龙潭里生存的底气。
李时雨的潜伏生涯，最绝的不是偷情报，而是他在三个死对头的阵营里玩“无缝切换”。
1934年，他先是混进了东北军，成了张学良警卫室的主任。
这位置换一般人那就是人生巅峰了，但这对他来说只是新手村。
那时候汪伪急着给自己披一层“合法”的外衣，到处找懂法的人，李时雨顺水推舟，摇身一变成了天津高等法院的检察官，后来更是直升少将。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白天穿着笔挺的少将制服，跟陈公博、周佛海这些大汉奸推杯换盏，满嘴全是“曲线救国”的鬼话；晚上回到家，关上门，就在灯下整理这些人的卖国证据，通过秘密渠道送往延安。
这种精神分裂般的日子，他过了整整十五年。
之所以会发那封求降职的电报，就是因为他太清醒了。
在这个大染缸里，爬得越高，身上沾的泥点子就越多，他怕的不是死，而是怕胜利那天，没人相信他的青白。
真正体现李时雨顶级智商的操作，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的前夜。
那时候汪伪政权树倒猢狲散，大小汉奸都在忙着把金条往家里搬，或者是找门路投靠蒋介石。
李时雨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利用自己作为“上海行动总队军法处副处长”的职权，搞到了一张司令部的大印，直接从军火库里提走了一大批精良武器，转手就送给了新四军。
这事做完，按理说只有跑路这一条道了。
但李时雨居然没跑！
当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手下找上门来，准备接收上海的伪军资产时，李时雨极其淡定地把这批丢失的军火解释为“打点关系的必要损耗”，甚至主动带着警察局的人马“投诚”军统。
军统当时正缺人手控制上海，一看这位少将如此“识时务”而且业务能力超强，不仅没追究，反而把他吸纳进了军统核心层。
这招“灯下黑”玩得简直出神入化——他不仅掩盖了资敌的死罪，还顺势打入了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最高层。
不过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随着解放战争打得越来越狠，军统内部的肃反也越来越严。
1947年，军统终于嗅出了一丝不对劲，开始对李时雨进行秘密调查。
组织上感觉到了危险，安排他坐飞机撤往北平，可惜就在登机的那一刻，特务的黑手伸了过来。
在狱中，李时雨再次展现了法学专家的逻辑闭环。
无论敌人怎么严刑拷打，甚至用上了电椅和老虎凳，他始终咬定自己只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牺牲品，坚决不承认中共身份。
因为他太懂法了，他清楚军统虽然怀疑，但手里并没有实锤证据。
如果不开口，这就是一桩糊涂案；一旦开口，那就是灭顶之灾。
他就这样硬是扛到了1949年。
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全面崩溃，在组织的全力营救下，这位在敌营里潜伏了十五年的“多面间谍”终于走出了监狱。
当他脱下那身让他恶心了半辈子的国民党军装，换上解放军的粗布军衣时，这位曾经的“少将”泪流满面。
这不仅是重获新生的喜悦，更是一个孤独行者在黑暗隧道里摸索了五千多个日夜后，终于看到光亮的宣泄。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李时雨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那张少将委任状，最终成了他传奇一生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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