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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深秋的川南古道上,一队解放军行进在密林边缘,突然急促脚步声从树丛后传来。

一支衣衫破烂、手持老旧枪支的队伍出现,双方瞬间举枪对峙,对方却说出,他们是川南游击队,等中央撤退命令等了12年。

解放军战士无不震惊,这支队伍为何能在国民党围剿下存活12年?为何始终没收到撤退指令?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生死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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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那个风雨飘摇的春天,那时中央红军正深陷长征的艰难困境。

国民党百万大军如潮水般涌向川南,在赤水河流域布下层层封锁线,妄图将红军主力围歼在群山之间。

为了给主力部队争取突围时间,中央军委在扎西召开紧急会议,一个悲壮决定应运而生:

组建一支游击纵队,留在川南牵制敌军,这支部队注定要成为诱饵,直面敌人的炮火,可谁也没想到,这一留竟是与主力部队长达12年的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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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从自己的直属保卫局中,挑选了一百余名精锐战士,彭老总则从红三军团抽调出三百多名经验丰富的老兵。

瑞还特意将心腹干将徐策留下,这位曾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指挥员,不仅作战勇猛,更擅长发动群众。

随后,徐策与戴元淮、余泽鸿等四人,组成中共川南特委,四百余人的川南游击纵队正式成立。

出发前的清晨,周总理专程来到石坎子河坝。为队伍动员,他握着徐策的手郑重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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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力部队成功突围,我第一时间派人通知你们归队,咱们迟早会重逢!”

这句话成了战士心中最坚定的信念,可他们不会知道,一场突如其来的激烈战事,将彻底切断他们与中央的所有联系。

游击纵队进入川南后,迅速在深山密林中建立起隐蔽营地,徐策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制定出游击战术:

白天让队员们在山洞休整训练,夜晚则兵分几路,突袭国民党的后勤据点和通讯站,还故意在现场留下红军主力的标志物,比如破旧军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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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元淮则带着医疗队员穿梭在山谷间,挖掘草药为伤员治疗,同时深入周边乡村,向农民宣讲红军的主张。

当地百姓被他们的真诚打动,不少人主动加入队伍,还送来粮食、布匹和地理情报。

就在这时,四川泸县的王逸涛带着两百多名追随者加入的,他常年与当地劣绅斗争,对川南地形了如指掌,纵队特委经过讨论,决定任命他为游击纵队司令。

没人能预料到,这个看似可靠的所谓战友,日后竟然会成为将队伍推向深渊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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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纵队的牵制下,国民党军队彻底陷入混乱,他们频繁接到报告:

一会儿在叙永县发现红军主力袭扰,一会儿在古蔺县遭遇大股红军伏击,可每次调集重兵围剿,都只能扑空。

蒋介石气得拍案而起,怒斥前线将领无能,却始终没能摸清红军主力的真实动向。

就在这时,中央红军主力已趁机跳出包围圈,向云贵地区转移,而川南游击纵队,也彻底成了一支深入敌后的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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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很快反应过来,意识到自己被游击纵队“欺骗”后,立刻调集川、滇、黔三省军阀部队,对川南山区展开大规模“清剿”。

敌军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在山林中修建碉堡、设置封锁线,还放火烧山,试图将游击纵队逼出隐蔽处。

纵队战士的处境变得异常艰难:饿了就挖野菜、剥树皮充饥,困了就蜷缩在潮湿的山东里休息。

不少战士受伤后没有药品,只能靠草药敷伤口,伤口化脓、感染是常有的事,可即便如此,没人提出过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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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戴元淮带领一支小队护送伤员转移时,在大盘山遭遇川军重兵包围。

为了掩护大部队突围,戴元淮主动留下殿后,他带着十几名战士依托岩石构筑防线,与敌军展开殊死搏斗。

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用大刀砍,直到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

敌军为了震慑游击队,竟残忍地割下他的首级,悬挂在建武城门上示众,而战士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却更添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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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徐策的带领下,一个月内发动了十几次突袭,可队伍也因此付出惨重代价,从600多人锐减到一百余人。

就在队伍艰难支撑时,更致命的打击来了,司令王逸涛叛变了,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国民党逮捕王逸涛的妻子,以家人性命和高官厚禄为诱饵,逼迫他投降。

王逸涛本就意志不坚定,面对诱惑很快动摇,不仅全盘泄露了游击纵队的营地位置、作战计划,还主动请缨带领敌军设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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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7月中旬,游击纵队按照原定计划向云南威信地区转移,刚进入一片山谷,就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伏击。

密集的枪声中,徐策不幸中弹倒地,战士想冲过去将他救回来,却被他厉声阻止:让他们带着队伍走,革命不能断了根!

最终,徐策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三岁,只有几十名战士冲破包围圈,侥幸逃生。

队伍失去了主心骨,士气跌至谷底,不少战士甚至产生了不如解散队伍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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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危急时刻,余泽鸿站了出来,这位曾担任红军宣传干部的指挥员,擦干脸上的血迹,对幸存的战士表示:

“周总理说过会接我们归队,没收到撤退命令,我们就不能放弃!”

他重新整编队伍,将战士分散成多个小队,在川滇黔边境开展游击战,始终不曾放弃。

余泽鸿还注重发动群众,他带领队员帮助农民收割庄稼、修建房屋,赢得了百姓支持,队伍渐渐恢复元气,人数又增加到了三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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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见游击纵队还在反击,又想出了更狠毒的办法,那就是逮捕余泽鸿的家人,威胁他投降。

可余泽鸿不为所动,反而带领队伍多次袭击敌军据点,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而敌人彻底被激怒,调集重兵对余泽鸿部展开地毯式搜剿。

1935年底,在四川江安县的一场战斗中,余泽鸿为了掩护队员突围,身中数弹后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二岁。

此次战斗后,纵队只剩下十七名战士,他们躲在深山里,靠吃野果、树皮为生,国民党搜山一个月无果,对外宣称川南游击纵队已被全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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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支队伍彻底消失时,第四名特委刘复初站了出来。

他带领着十七名幸存的战士,带着他们悄悄转移,来到川南与云南交界的偏远山区。

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刘复初让战士伪装成农民,分散居住在各个村落,只有接到作战命令时才秘密集结。

他还创办了地下学习班,培养革命骨干,派他们到周边地区发展新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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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半年时间,队伍就恢复到了三百多人,还在云南、贵州等地建立了多个秘密根据地,规模最大时达到了一千余人。

可国民党的围剿从未停止,到了1936年初,敌军再次调集重兵,对游击纵队展开围剿。

刘复初带领队员们与敌人周旋,在一次突围中不幸被俘,在监狱里,他遭受了严刑拷打,可他始终没吐露半个字关于队伍的信息。

直到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开始商议合作,周总理得知刘复初被俘的消息后,立刻派人交涉,刘复初才得以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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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当他回到川南寻找战友时,却发现队伍早已因为失去联系,再次分散隐蔽,没人知道他们的具体下落。

从那以后,幸存的游击队员们就像隐形人一样,分散在川南的各个角落。

他们没有电台,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系,不知道红军长征已经胜利,不知道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更不知道解放战争已经打响。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守着最初的信念,就是继续等中央的撤退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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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存,有的战士当佃农,有的做小生意,可每当看到国民党欺压百姓,他们就会悄悄集结,发动突袭,然后迅速分散,继续隐藏。

时间一年又一年过去,从1935年到1947年,不知不觉,整整十二年过去了,

当年的年轻战士,有的已经鬓角斑白,有的永远留在了川南的深山里,可他们始终没忘记周总理的承诺,没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1947年秋,一支解放军部队在川南执行任务时,偶然遇到了这支正在袭击国民党地方武装的神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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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衣衫褴褛,枪支老旧,可眼神依旧坚定,纪律依旧严明。

当解放军战士说出我们是解放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时,游击队员先是愣了愣,随后有人忍不住哭了出来,喊着等了12年,终于等到你们了!

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央,周总理得知后,深受震撼,立刻下令一定要把他们接回来,正式编入解放军!

随后,中央派专人前往川南,为游击纵队举行了隆重的整编仪式,授予战士新的军衔,还为他们换上了崭新的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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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周总理通过通讯设备向他们表达敬意时,不少老战士泣不成声,他们用12年的坚守,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1950年,叛徒王逸涛被解放军逮捕,经过审判后,依法枪决,这个曾经给游击纵队带来灭顶之灾的叛徒,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刘复初则先后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申请到内蒙古工作,为当地的建设奉献了一生。

直到2000年9月26日,刘复初因病逝世,临终前还在念叨着牺牲在川南的战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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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川南游击队的12年,他们没有补给,没有支援,面对的是数倍于己的敌人,经历了战友牺牲、叛徒背叛,却始终没放弃最初的使命。

他们靠的不是精良的武器,不是充足的物资,而是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信仰的坚定。

这份信仰,就像黑暗中的火种,即便遭遇狂风暴雨,也始终燃烧不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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