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为了加拿大绿卡我娶了73岁白人老太，新婚夜我装睡不想同房，谁知她一句话让我彻夜难眠
手机屏幕亮起来的时候，陈嘉树正在等咖啡。
是人事部的邮件。标题很简短：“关于劳动合同的终止通知”。他盯着那行字看了三秒，拇指悬在屏幕上方，没点开。
咖啡机的蒸汽声嘶嘶作响，背后同事的聊天声忽远忽近。
三十二岁，来加拿大整整五年半，从语言学校拼到社区学院，从实习岗位熬成正式工程师。
上周刚交完温哥华这套一居室公寓的半年租金。
他最终还是点开了。
“……很遗憾……业务结构调整……您的职位被裁撤……感谢您五年来的贡献……三个月缓冲期寻找新工作……否则工作许可将失效……”
后面的字有些模糊。他眨了眨眼，把手机扣在吧台上。
窗外的雨下得正密。温哥华的冬天就是这样，雨不大，但能连着下几个星期，把人的骨头都浸得发冷。他端起那杯忘了加糖的拿铁，苦得他皱了下眉。
下班时雨还没停。他撑着伞走到天车站，西装裤脚湿了一截。手机在口袋里震，是母亲。
“小树，吃过饭了没？”母亲的声音隔着太平洋传过来，有点虚，带着那种熟悉的、压着的咳嗽声。
“吃了。妈你声音怎么了？”
“没事，就是变天，气管老毛病。”母亲顿了顿，“你上次寄的钱我收到了。跟你说别寄了，你自己在外头要花钱。房租贵不贵？”
“不贵。”陈嘉树把伞压低了些，“你去医院复查了没？”
“去了去了。”母亲答得很快，快得有点不自然，“医生说好着呢。你别操心我。”
陈嘉树听见电话那头有塑料袋窸窣的声音。母亲在翻药盒。他喉咙发紧：“真去了？病历本拍给我看看。”
沉默了几秒。
“小树，”母亲的声音软下来，“妈真没事。你在那边好好的，妈就什么都好。你爸走得早，妈就盼着你有出息……”
“妈。”他打断她。
“哎。”母亲应了声，轻轻叹了口气，“不说了，你忙吧。记得按时吃饭。”
电话挂了。陈嘉树站在天车站口，看着雨水顺着玻璃棚檐连成线往下淌。父亲陈国平在他十一岁那年走的，建筑工地事故。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白天在纺织厂做工，晚上接缝纫活。他考上大学那天，母亲哭了一晚上。
现在母亲六十二了，腰椎间盘突出，心脏也不好，药没断过。他每个月工资扣掉税和保险，再扣掉温哥华这见鬼的租金和开销，能汇回去的钱只够她买药和最基本的生活。
雨更大了。
“嘉树？”
一辆黑色宝马X5停在他面前。车窗降下来，是周明宇，大他几岁的老乡，早十来年移民过来，现在做房产经纪。
“上车，捎你一段。”周明宇探过身子推开副驾的门。
陈嘉树收了伞钻进去。车里暖和，有股新车皮革的味道。
“听说你们公司裁员了？”周明宇打着方向盘汇入车流。
“嗯。”陈嘉树看着窗外掠过的湿漉漉的街道，“今天刚通知。”
“缓冲期多久？”
“三个月。”
周明宇“啧”了一声：“那得抓紧。工签一失效，麻烦就大了。”
“知道。”
车里安静了一会儿。雨刷规律地刮着挡风玻璃。
“我倒是有个路子。”周明宇瞥他一眼，“看你愿不愿意考虑。”
“什么路子？”
“结婚。”周明宇说得直接，“找个加拿大人结婚，直接拿身份。等你拿到永久居民，想离再离。”
陈嘉树转过头看他：“假结婚？”
“别用那个‘假’字。”周明宇摆摆手，“互惠互利。我认识个人，老太太，七十三了，退休的图书管理员，一个人住西区大房子。她想要个伴，你需要身份。她出八万加币，你陪她住两年，办完手续拿到身份，大家好聚好散。不少人走过这条路，稳当。”
“被查出来呢？”
“只要功课做足，查不出来。”周明宇在红灯前停下，侧过身子看着他，“嘉树，你想想，你这五年多怎么过来的？语言学校打黑工那会儿，一天就睡四个小时。现在好不容易上岸了，公司说裁就裁。回去？你妈那边怎么交代？医药费怎么办？”
陈嘉树没说话。车窗上蒙着一层雾气，他用手指抹开一小片，看见外面模糊的霓虹灯光。
“老太太人不错，就是孤单。”周明宇继续说，“你陪她说说话，帮着做点家务，两年很快。八万加币，你妈看病够了，你自己也能缓口气。身份拿到，工作随便找，再不用担惊受怕。”
绿灯亮了。车子重新启动。
“你考虑一晚上。”周明宇说，“明天给我答复。老太太那边不止你一个人选。”
那天夜里，陈嘉树在公寓里坐了很久。电脑屏幕上开着移民局的官网，工签失效的后果列得清清楚楚：限期离境，五年内不得申请任何签证。茶几上摊着母亲上个月住院的账单复印件，人民币六万多。他上个月只寄回去八千。
凌晨三点，他给周明宇发了条信息：“我见见人。”
见面安排在周六下午。
周明宇开车来接他：“老太太叫维多利亚·克拉克，叫她克拉克女士就行。丈夫去世三年了，没孩子。房子是丈夫留下的，值钱。人有点严肃，但讲道理。”
车子开进温哥华西区。这一带的房子老了，但维护得好，街道安静，路两旁是高大的枫树，叶子掉光了，枝干映着灰白的天。最后停在一栋三层灰砖别墅前，铁艺围栏，前院种着冬青和玫瑰丛，修剪得整整齐齐。
“到了。”周明宇熄了火，“记住，自然点，就当是见个普通长辈。”
陈嘉树跟着他走到门前。深色的木门，黄铜门环。他按了门铃。
等了大概半分钟，门开了。
一个老太太站在门内。她比陈嘉树想象中要高，穿着浅灰色的羊绒衫和深色长裤，头发银白，在脑后挽成一个整齐的发髻。脸上皱纹明显，但皮肤干净，一双蓝灰色的眼睛很亮，看人的时候有种锐利的审视感。
“克拉克女士，这位是陈嘉树。”周明宇笑着介绍。
“请进。”维多利亚的英语口音很标准，语速不快。她侧身让开，目光在陈嘉树脸上停留了两秒。
客厅很大，挑高天花板，壁炉里燃着木柴，暖意混着旧书和家具蜡的味道。家具都是深色实木，看起来有些年头了。墙上挂着不少照片，黑白和彩色的都有。陈嘉树注意到壁炉上方最大的一张：一个穿浅色西装的白人男子，大约五十多岁，站在海边，笑得很温和。
“我丈夫爱德华。”维多利亚注意到他的目光，“三年前去世的。”
“节哀。”陈嘉树说。
维多利亚示意他们坐。沙发很软。她端来一个托盘，上面是茶壶和三个瓷杯。
“李先生应该跟你说过基本情况。”维多利亚倒茶，动作平稳，“我需要一个人住在这里，帮我处理一些家务，陪我说话。你需要合法的居留身份。我们结婚，两年后你拿到永久居民身份，我们离婚。”
“是。”陈嘉树接过茶杯。
“八万加币，分两次付。登记时付三万，你拿到永居确认信后付五万。”维多利亚放下茶壶，看向他，“这两年，你必须真的住在这里。移民局可能会抽查。有问题吗？”
“没有。”
维多利亚端起茶杯，却没有喝。她看着陈嘉树，沉默了几秒。
“我想了解你一些个人情况。”她说，“你家乡在哪里？”
“中国，青岛。”
维多利亚的手指突然收紧，瓷杯轻轻磕在碟子上，发出细微的脆响。茶水溅出来几滴，落在深色的茶几上。
“青岛……”她重复了一遍，声音很轻。她放下杯子，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他们站住了。
陈嘉树和周明宇对视了一眼。周明宇微微摇头，示意他别说话。
过了大概一分钟，维多利亚才转过身。她脸色有些苍白，但表情已经恢复平静。
“你父母还好吗？”她问，走回沙发坐下，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
“我父亲去世很多年了。母亲还在国内，身体不太好。”
“你父亲……”维多利亚的喉咙动了动，“他叫什么名字？”
“陈国平。”陈嘉树觉得有点奇怪，“克拉克女士，为什么问这个？”
“陈国平……”维多利亚低声念了一遍这个名字，眼神有些飘忽，“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建筑工人。”陈嘉树顿了顿，“在我十一岁那年，工地事故去世的。”
维多利亚猛地吸了一口气。她的手抓住了沙发扶手，指节泛白。
“哪个工地？”她的声音绷紧了。
“青岛港区的一个码头改建项目。”陈嘉树盯着她，“您认识我父亲？”
维多利亚没有回答。她站起来，动作有些急，快步走向客厅角落的书房。门开了又关。
周明宇凑过来，压低声音：“什么情况？”
“不知道。”陈嘉树的心跳有点快。太巧合了，巧得让人不安。
几分钟后，书房门开了。维多利亚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很旧的皮质相册。她走得很慢，在陈嘉树面前停下，翻开相册的某一页。
她的手在抖。
陈嘉树看过去。那是一张黑白照片，有些模糊，背景像是某个工地。几个戴着安全帽的工人站在一起，对着镜头笑。其中一个亚洲面孔的年轻男人，被一个高个子的白人男子揽着肩膀。
那个亚洲男人，眉眼很像父亲年轻时的样子。
那个白人男子，就是壁炉上照片里的爱德华。
“这是……”陈嘉树抬起头。
维多利亚合上相册，紧紧抱在胸前。她闭了下眼睛，再睁开时，眼眶有点红。
“你母亲叫什么名字？”她问，声音很轻。
“李秀芬。”
维多利亚的嘴唇颤动了一下。她转过身，把相册放回书房，再出来时，手里拿了一叠文件。
“这是协议，你看一下。”她把文件递给陈嘉树，手还是抖的，“如果没问题，周末搬过来。”
陈嘉树接过文件，是标准的同居和财务协议，条款很详细。他快速翻看，条件如周明宇所说。
“我签。”他拿起笔，在末尾签下名字。
维多利亚收好文件，看向他：“周六上午十点，我开车去接你。”
陈嘉树站起身。走到门口时，维多利亚突然叫住他。
“陈先生。”
他回头。
“你母亲……”维多利亚停顿了一下，“她现在具体是什么病？”
“心脏不好，还有严重的关节炎。”陈嘉树说，“需要定期治疗。”
维多利亚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但她的眼神很复杂，陈嘉树看不懂那里面是什么。
回去的路上，周明宇一边开车一边说：“奇怪，她怎么对你家那么感兴趣？”
“你也看出来了？”陈嘉树揉着眉心，“那张照片里有她丈夫和我爸。他们认识。”
“认识也不奇怪。爱德华以前是工程师，说不定在国外项目上合作过。”周明宇想了想，“别多想，反正各取所需。拿到钱和身份最重要。”
陈嘉树没接话。他看着窗外掠过的城市灯火，脑子里是维多利亚那双发红的眼睛，和她颤抖的手。
她到底在隐瞒什么？
周六上午十点整，维多利亚开着一辆老款的银色沃尔沃出现在公寓楼下。
陈嘉树只有一个行李箱和一个背包。五年多的漂泊，他没什么身外之物。
“就这些？”维多利亚摇下车窗。
“嗯。”
“上车吧。”
车里很干净，有淡淡的薄荷味。维多利亚开车很稳，几乎不说话。陈嘉树注意到她握方向盘的手，手指修长，关节突出，戴着简单的银戒指。
“你会做饭吗？”她突然问。
“会一些家常菜。”
“中国菜？”
“对。”
“那很好。”维多利亚看着前方，“爱德华很喜欢中国菜。他年轻时在中国工作过几年。”
陈嘉树转过头：“在青岛？”
“对。”维多利亚的食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了两下，“青岛港的项目。”
“所以他认识我父亲？”
“可能吧。”维多利亚的语气很平淡，“过去太久了。”
但陈嘉树听出了那平淡下的紧绷。他没有再问。
车子驶入西区，最后停在那栋灰砖别墅前。维多利亚指了指二楼：“左边第一间是你的房间。浴室在走廊尽头。我住一楼主卧。公共区域保持整洁，你自己的房间随意。”
“好。”
“晚饭六点半。”维多利亚取下钥匙，“我需要休息一下，别打扰我。”
她径直走向主卧，关上了门。
陈嘉树提着行李上楼。房间比他预想的大，有一张双人床、书桌、衣柜，还有一把靠椅。窗户朝南，能看到后院。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橡树，叶子落光了，枝干伸向天空。
他简单收拾了行李，坐在床边。房子里很安静，能听到远处街道偶尔传来的车声，和楼下壁炉里木柴轻微的噼啪声。
下午三点多，他下楼找水喝。经过主卧时，听到里面传来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哭声。
是维多利亚。
“……爱德华，我怎么办……那是秀芬的儿子……是国平的儿子……”
陈嘉树停在门外，屏住呼吸。
“我欠他们的……我这辈子都还不清……”
声音很低，充满了痛苦。陈嘉树的手心冒汗。他想起那张照片，爱德华搂着父亲的肩膀。他们不只是认识，是朋友？
“都是我的错……如果当时我……”
后面的听不清了。陈嘉树轻轻走开，进了厨房。冰箱里有矿泉水，他拿了一瓶，靠在料理台边慢慢喝。
维多利亚说“欠他们”。欠什么？钱？人情？还是……别的？
六点半，维多利亚准时出现在餐厅。她已经换了衣服，头发重新梳理过，看不出哭过的痕迹。餐桌上摆着简单的烤鸡胸肉、煮土豆和西兰花。
“明天我们去市政厅登记。”她切着鸡肉，头也不抬，“需要的文件我准备好了，你的护照、工签、出生证明公证，还有无犯罪记录证明。”
“这么快？”
“你的工签时间不多了。”维多利亚看了他一眼，“早登记，早提交配偶担保申请。”
陈嘉树点头。
“登记后，我会付你第一笔三万加币。”维多利亚停顿了一下，“另外，协议修改一下。”
“修改？”
“八万加币，我会全部提前给你。”维多利亚放下刀叉，“登记后一次性付清。”
陈嘉树愣住了：“为什么？”
维多利亚没有立刻回答。她擦了擦嘴角，站起来：“你跟我来。”
她走向书房。陈嘉树跟进去。书房四面都是书架，摆满了书。维多利亚打开书桌抽屉，取出一个文件夹，抽出一张银行对账单，推到他面前。
陈嘉树低头看。账户余额：12,347,188.56加币。
一千两百多万加币。
“爱德华留下的。”维多利亚的声音很平静，“投资、养老金、保险，还有这栋房子。我一个人用不完。”
“您要把这些……都给我？”陈嘉树觉得荒谬。
“不。”维多利亚摇头，“我的意思是，八万加币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你母亲需要钱治病，你前期安顿也需要钱。提前给你，你安心。”
“您说您欠我家的。”陈嘉树盯着她，“到底欠什么？”
维多利亚转过身，看着书架上爱德华的照片。那是他年轻时候拍的，穿着工装，站在起重机的阴影下。
“爱德华在中国那几年，受了你父母很多照顾。”她缓缓说，“尤其是你父亲。具体细节，以后我会告诉你。现在，我们先处理眼前的事。”
“现在不能说吗？”
“不能。”维多利亚转回头，眼神坚决，“有些话，需要在合适的时候说。”
“什么时候合适？”
“新婚夜。”维多利亚说出这个词时，表情没有任何波动，“那天晚上，我会把爱德华和你父母之间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你。”
陈嘉树还想追问，维多利亚已经拿起对账单放回抽屉。
“周六登记。周日你就搬过来常住。”她走出书房，“现在，吃饭。”
那顿饭吃得很沉默。陈嘉树脑子里反复回响着维多利亚的话。新婚夜？真相？还有那一千两百万的存款数字，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胸口。
八万加币是交易。一千两百万加币，那是什么？
周一早上，维多利亚穿了一套深蓝色的套装，戴了一对珍珠耳钉。
“走吧。”
温哥华市政厅的婚姻登记处人不算多。他们取了号，等了二十分钟。窗口工作人员是个亚裔女孩，看了看他们的文件，又看了看他们，眼神里闪过一丝诧异，但很快恢复职业性的微笑。
“陈先生，克拉克女士，你们是自愿结婚吗？”
“是。”陈嘉树说。
“是。”维多利亚说。
女孩点点头，在文件上盖章，打印出两张婚姻证书。
“恭喜你们。证书已经生效。配偶担保移民的材料可以开始准备了。”
走出市政厅，天色阴沉。维多利亚把证书仔细收进手提包。
“现在去我律师那里。”她说。
“律师？”
“有些法律文件需要你签字。”维多利亚走向停车场，“关于居住期间的权利义务，以及……一些财务安排。”
律师事务所在 downtown 一栋玻璃幕墙大楼的二十层。接待他们的律师叫理查德·吴，四十多岁，穿着合体的西装，笑容专业。
“克拉克女士，陈先生，恭喜。”吴律师和他们握手，“请坐。”
维多利亚坐下，直入主题：“理查德，把更新后的文件给嘉树看看。”
吴律师从文件夹里抽出几份文件，推到陈嘉树面前。
“这是克拉克女士的资产清单。西区橡树街127号独立屋，目前市场估值约210万加币。各类银行存款、理财及股票投资组合，总计约1230万加币。加上其他一些个人资产，总净值约1450万加币。”
陈嘉树看着那些数字，喉咙发干。
“克拉克女士已经签署了新的遗嘱。”吴律师继续说，“在她去世后，上述全部资产，将由您，陈嘉树先生，唯一继承。”
办公室里很安静，能听到中央空调细微的风声。
陈嘉树抬起头，看向维多利亚：“为什么？”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维多利亚双手交叠放在膝上，坐姿笔直。
“我们只是协议结婚。”陈嘉树觉得声音有点哑，“两年后就离婚。您不需要……”
“需要。”维多利亚打断他，语气不容置疑，“理查德，还有那份文件。”
吴律师点点头，起身走到墙边的保险柜，输入密码，取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袋子很旧，边角磨损，用细绳捆着。
“这是爱德华·克拉克先生去世前，委托我保管的。”吴律师把袋子放在陈嘉树面前，“他叮嘱，如果有一天找到……合适的人，可以交给他。”
“里面是什么？”陈嘉树没有碰那个袋子。
“一些旧资料。”维多利亚说，“关于爱德华在中国工作时期的事情。可能包括和你父亲有关的记录。”
陈嘉树的手指动了一下。
“现在不能看吗？”
“晚上。”维多利亚看着他，“新婚夜，我陪你一起看。有些内容，需要我解释。”
从律师事务所出来，坐进车里，陈嘉树忍不住又问：“您到底在计划什么？提前给钱，修改遗嘱，还有那个档案袋……这不正常。”
维多利亚发动车子，看着前方：“嘉树，你只需要知道，我对你没有恶意。我做这些，是在弥补一些……迟到了很多年的错误。”
“谁的错？爱德华的？还是您的？”
“都有。”维多利亚的声音很轻，“晚上，你会明白。”
车子驶向橡树街127号。陈嘉树抱着那个沉甸甸的档案袋，像抱着一颗定时炸弹。
那天剩下的时间，维多利亚似乎有些心神不宁。她一会儿整理花园里枯萎的玫瑰枝，一会儿又去擦已经锃亮的餐具。陈嘉树则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盯着那个档案袋。
档案袋没有封口。细绳只是松松地捆着。他好几次伸手想去解开，又缩了回来。维多利亚坚持要晚上一起看，他有一种预感，强行提前打开，可能会破坏某种脆弱的平衡。
晚饭是维多利亚准备的，简单的煎三文鱼和沙拉。她还开了一瓶白葡萄酒。
“喝一点吧。”她给两人各倒了半杯，“今天……算是个特殊的日子。”
陈嘉树接过酒杯。酒是冰过的，入口清爽，但他尝不出滋味。
“爱德华很喜欢喝酒。”维多利亚晃着酒杯，看着杯壁上挂下的酒痕，“特别是中国的一种白酒，叫……茅台。很烈，我喝不惯，但他从中国回来时带了好几瓶。说是在青岛时，你父亲请他喝的。”
陈嘉树放下酒杯：“他们关系很好？”
“很好。”维多利亚点头，“爱德华说，陈国平是他见过最实在、最讲义气的人。工地条件艰苦，你父亲常邀他去家里吃饭。你母亲做饭很好吃。”
她的语气很怀念，但眼睛里有一层挥之不去的阴翳。
“后来呢？爱德华回国后，他们还联系吗？”
维多利亚沉默了很久。
“联系过一阵子。写信。”她喝了一大口酒，“后来……就慢慢断了。”
“为什么断了？”
维多利亚没有回答。她站起身：“差不多了，我们上楼吧。”
“上楼？”
“去阁楼。”维多利亚拿起烛台——她居然准备了一个真正的黄铜烛台，上面插着三支白色蜡烛，“那里有爱德华留下的旧东西，和档案袋里的资料有关。我想，在那里说，比较合适。”
陈嘉树跟着她走上三楼。楼梯尽头有一扇小门。维多利亚用钥匙打开，里面是一道更陡的木质楼梯，通向阁楼。
阁楼很宽敞，斜屋顶，开了两扇天窗，能看到外面深蓝色的夜空。空气里有灰尘和旧木头的味道。维多利亚点燃蜡烛，昏黄的光晕照亮了一小片区域。这里堆着不少箱子、旧家具，盖着白布。
她径直走向角落，掀开一块白布，露出一个深棕色的旧皮箱。
皮箱上贴满了航空托运标签，字迹已经模糊，但还能辨认出一些：“PEK”（北京）、“TAO”（青岛）、“YVR”（温哥华）。
“这是爱德华从中国带回来的箱子。”维多利亚蹲下，打开卡扣。箱子有点紧，她用了点力才掀开。
里面是整整齐齐的文件、图纸、笔记本，还有用纸包好的小物件。最上面放着一个相框，玻璃有点裂了。相框里是爱德华和陈国平的合照，就是陈嘉树在维多利亚相册里看到的那张，但更大一些。两个人都很年轻，晒得黝黑，对着镜头开怀大笑，肩膀搭着肩膀。
维多利亚拿起相框，用袖子擦了擦灰尘，递给陈嘉树。
“他们那时候，都不到三十岁。”她的手指拂过爱德华的脸，“爱德华说，你父亲救过他的命。”
陈嘉树心头一震：“什么？”
“有一次起重机吊装的钢梁意外滑脱，朝着爱德华站的位置砸下来。”维多利亚的声音很低，在空旷的阁楼里带着回音，“你父亲推开了他，自己被擦伤了后背，缝了十几针。如果推晚一秒，爱德华可能就没命了。”
陈嘉树看着照片里父亲年轻的笑容。父亲很少提过去的事，尤其不提他在工地的事故。他只知道父亲是因工去世，细节母亲从来不肯多说。
“后来我父亲的事故……”陈嘉树听见自己的声音发紧，“和爱德华有关吗？”
维多利亚的身体僵了一下。她慢慢坐在地板上，背靠着旧皮箱，烛光在她脸上跳跃。
“爱德华一直认为，是他害死了你父亲。”她闭上眼睛，“那场最终的事故……爱德华本来应该在你父亲那个位置。但他们临时换了班。你父亲替他去检查高层平台的安全绳……”
她说不下去了，肩膀开始发抖。
陈嘉树觉得全身的血液似乎都冲向了头顶，又瞬间褪去，留下一片冰凉。他想起母亲总在父亲忌日时红肿却无泪的眼睛，想起她反复说“你爸是好人，就是命不好”。
“所以，”他的声音干涩，“我父亲的死，是替爱德华死的？”
“不是直接。”维多利亚睁开眼睛，眼里全是泪，“但爱德华一辈子都认定，是他的责任。如果不是换班，死的应该是他。你父亲是为了帮他，才上了那个平台。”
陈嘉树的手在抖。照片变得模糊。
“爱德华回国后，一直想补偿你们家。”维多利亚继续说，“他寄过钱，但你母亲都退回来了。他想办法联系国内的朋友，想给你母亲安排轻松点的工作，也被拒绝了。你母亲很……倔强。她不想和爱德华再有牵扯。”
“为什么？”陈嘉树问，“因为愧疚？还是因为别的？”
维多利亚避开了他的目光。她把手伸进皮箱深处，摸索着，拿出一个用蓝色丝绒布包着的小盒子。盒子很旧了，丝绒已经褪色。
“爱德华临终前，把这个交给我。”她把盒子放在地板上，却没有打开，“他说，如果有一天能找到你们，尤其是找到你，就把这个给你。”
“里面是什么？”
“一些旧物。还有一封信。”维多利亚的手指按在盒盖上，“信是写给你母亲的。爱德华一直没勇气寄出去。”
“给我。”陈嘉树伸出手。
维多利亚却把盒子往自己这边挪了挪：“现在还不是时候。”
“那什么时候是时候？”陈嘉树有些激动起来，“您说了今晚告诉我真相！”
“我已经告诉了你一部分！”维多利亚也提高了声音，带着哭腔，“你父亲的死，爱德华的愧疚，我的隐瞒……这还不够吗？”
“不够！”陈嘉树站起来，“您为什么阻止爱德华补偿我家？您刚才说‘我的隐瞒’是什么意思？您到底隐瞒了什么？”
阁楼里一片死寂。只有烛芯燃烧的细微噼啪声。
维多利亚仰头看着他，泪流满面。她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最终，她低下头，抱紧了那个蓝色丝绒盒子。
“明天。”她哑着嗓子说，“明天，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包括这盒子里的东西。我保证。”
“为什么不是现在？”
“因为我需要……勇气。”维多利亚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需要一晚的时间，来攒够说出最后真相的勇气。嘉树，求你了。”
陈嘉树看着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蜷缩在旧皮箱旁，哭泣得像个小女孩。那股逼问的力气忽然泄掉了。他慢慢坐回地上。
“好。”他说，“明天。”
维多利亚擦了擦眼泪，把盒子小心地放回皮箱深处，锁好。她撑着地板站起来，腿有点麻，踉跄了一下。陈嘉树下意识扶住她。
她的手很凉，在微微颤抖。
“下楼吧。”她说，“今晚你睡主卧。”
“什么？”
“新婚夫妇，应该睡一起。”维多利亚避开他的目光，“移民局抽查，这是基本要求。你睡右边，我睡左边。放心。”
陈嘉树没再反对。他知道这是流程的一部分。
主卧很大，有一张四柱床。维多利亚从衣柜里拿出另一套枕头被子，铺在床的右侧。
“你睡这边。”她指了指，“我睡左边。柜子里有干净睡衣，你自己拿。我先去洗漱。”
她抱着自己的睡衣走进了浴室。
陈嘉树换了睡衣，躺在陌生的床上，盯着昏暗的天花板。阁楼上的对话在他脑子里反复回放。父亲的死因，爱德华的愧疚，维多利亚的隐瞒……还有那个神秘的蓝丝绒盒子。
浴室水声停了。维多利亚走出来，穿着保守的棉质长袖睡裙，头发披散下来，显得比白天柔和，但也更苍老。她走到床的另一侧，掀开被子躺下，关掉了她那边的床头灯。
房间里陷入黑暗，只有窗帘缝隙透进一点点路灯光。
陈嘉树闭上眼，故意把呼吸放沉，放慢，装作已经睡着。他不知道维多利亚是否还有话想说，但他本能地觉得，在黑暗中，这个背负着秘密的老人，或许会更坦率。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就在陈嘉树几乎真的要睡着时，他听到了很轻的啜泣声。
来自左边。
然后，是维多利亚压抑的、几乎听不清的喃喃自语。
“……身份给你……存款也给你……我也算还清了……”
陈嘉树的心脏猛地一缩。他强迫自己保持呼吸平稳。
维多利亚翻了个身，面对着他的方向。他感觉到她的目光落在自己脸上。
“嘉树？”她轻声唤道。
陈嘉树没有动。
“你睡着了吗？”她又问，声音里带着浓重的鼻音。
陈嘉树继续装睡。
维多利亚似乎松了口气。她叹了口气，那叹息沉重得像压了一辈子的石头。
“也好……睡着了也好。”她低声说，更像是在对自己说，“有些话，你醒着我反倒说不出口……”
她停顿了很久，久到陈嘉树以为她不会再说了。
“爱德华留下的钱，我一分都没动。不是我的，我不能动。那是他攒下来，想留给你们的……尤其是留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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