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话剧九人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主办的“话剧九人·民国知识分子系列五部曲”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活动以“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为主题，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郭晨子、话剧九人创始人朱虹璇，一起探讨戏剧见解，分享创作故事。
“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话剧九人·民国知识分子系列五部曲新书发布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的“话剧九人·民国知识分子系列五部曲”收录了《四张机》《春逝》《双枰记》《对称性破缺》《庭前》完整剧本及部分精彩幕后故事。“话剧九人·民国知识分子系列五部曲”所描绘的“民国宇宙”，不仅有精彩的“辩经”、频出的金句、振聋发聩的金石之音，更有丰满、立体、多元化的人物。比如2019年问世的《四张机》，这部戏充满文思与机锋，在独特的幽默中探讨教育公平、学问之道、女学之始，点燃了“民国宇宙”第一颗火种。此后，《春逝》《双枰记》《对称性破缺》《庭前》以一年一部的速度稳步推出，“民国宇宙”开始显现它深邃的轮廓。这里有学问与公平的激辩，有幽微处的理性与温情，有友道与信仰的缠斗，有法理与情谊的权衡。
“话剧九人·民国知识分子系列五部曲”。
找到一种捕捉那个时代精神的叙述方式
活动现场，郭晨子表示，令自己印象最深的作品是《双枰记》，但自己观看“九人”的第一个作品是《四张机》，“感觉《双枰记》是《四张机》的升级版。戏剧的构架是类似的，但《双枰记》设置了更加极致的戏剧情境：程无右第二天要被判决，郎世飖、卢泊安两位昔日好友前来帮他，他去选择什么？是选择活下来忍耐一切，还是选择死了痛快？另外卢泊安和郎世飖这两个角色，他们代表了‘我可不可以在乱世中活得守住我的信念’，这些久违的话题、激烈的争辩、话语的锋芒仍然会击中我们，看《双枰记》的时候会觉得血比平常热。”
戴锦华表示，五部曲中《春逝》在她这里排第一，第二名是《双枰记》，“《春逝》《双枰记》，对我的直接击中都是剧场性的。剧场的形式朴素又饱满，表演和台词中的喜剧性时刻，观众不断地笑，然后又和你一样，突然遭到一击后眼睛湿润，那样的众多时刻，是非常奇特的经验。后来（九人）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演了《四张机》，对我来说又是另外一种经验了，不光是剧场、不光是九人、不光是民国戏，我觉得那是在北大的舞台上，一次‘魂兮归来’的召唤。我觉得对我来说，（话剧九人的民国戏）意味着太多的东西。被机构化、被商业化、被资本化、被专业的等级接续化的今天，艺术的可能性在哪里？我觉得我看到《春逝》的时候，它向我展示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而这个可能性今天仍在延续。”
在戴锦华看来，我们所熟悉的20至21世纪，跨世纪前后的40余年当中，民国叙述本身是被意识形态撕裂的，“我们说‘要夏衍的上海，还是张爱玲的上海’？我们是要‘讲述《包身工》，还是讲述《第一炉香》’？浪漫民国时代，和主流政治史意义上讲述民国，都会在北大史相遇。《春逝》《双枰记》这些作品特别感动我的地方在于，朱虹璇她们找到了一种捕捉携带着我们的记忆和想象的，同时也捕捉那个时代精神的叙述方式。她们并不以超越左右为目的，事实上也建立了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化、超越僵死的、刻板的、左右的一种历史观念当中的历史形象……像《春逝》当中一对师生的情谊、《双枰记》当中的兄弟情，我觉得都是一种对时代精神的捕捉。”
郭晨子表示，和“九人”的民国文人戏同一脉络的，是由2012首演的、南京大学的温方伊创作的《蒋公的面子》，“知识分子如何面对权力”的问题成为戏剧的主题，这在舞台上是罕见的，“从戏剧史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对于中国话剧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脉络，是学生演剧。通常教科书里会讲，中国话剧的诞生，是1907年的留日学生在日本演了《黑奴吁天录》，剧本改编自《汤姆叔叔的小屋》；曹禺先生在南开的时候，因为校长推行新剧，他也男扮女装，演过丁西林的《压迫》；或许也有很多朋友看过李叔同演《茶花女》的剧照；当时上海的中学里，也有中学生开始演一些时事的新戏。所以说，作为舶来品的话剧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是从学生演剧开始的。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戏剧变革，我们称之为‘探索戏剧’的，不仅有院团的‘探索’，华师大剧社的《魔方》也一时引起了轰动。另外，在一个世纪以前，当文明戏日益迎合市场之际，陈大悲等人提出了‘爱美的（amateur音译，意为业余的、非职业的）戏剧’的概念，倡导戏剧做社会的X光镜，成为推动社会车轮向前走的一股力量，而非仅仅是赚钱的工具。”
寻找那些在舞台上能够只言片语重现的东西
朱虹璇提及往事，“在戴老师看完《春逝》以后，我们加上了微信，我非常激动，给戴老师发了很长的一段话。我说早在2016年的时候，我在做一些非常小的戏剧尝试，我曾经看到过戴老师在某一个活动上的分享，当时她说的内容，完全就是刚才那一番话里提到的东西，因为一个人真心相信的东西，隔着再长的时间她也不会说错——‘知识分子的职责是要挺身抗暴，如果在面对暴力的时候，你不能够选择挺身而出，而是退回了书斋里，你其实只是一个读书比较多的人。’这句话对我很重要，因为它一定程度上也在激励，或者说更多像是鞭策着我。”
那么，在民国知识分子系列五部曲的创作中，有遇到一些难题吗？对此，朱虹璇表示，“2019年写《四张机》的时候，赶上了北大120周年，当时做这个作品其实想要探讨的是，有哪些曾经像余晖照影一样闪烁在我们的生命中，或者闪烁在我们入学的那一刻，如今我们找不到的东西。我们想要去怀旧，寻找那些在舞台上能够只言片语重现的东西。写《春逝》的时候还算年轻，所以我常常会受困于——一个有一定野心，又比较年轻的女性，她在进入任何行业或领域时，都不得不压制自己的野心，或者说会分外感到孤独这件事情，她会被各种看低，也不会被鼓励去挑战和去爬最高的峰。”
朱虹璇说，“《对称性破缺》里写了三代人的追问，整个故事写的是科学史，但其实对我来讲，它写的是我们每一天在提问的东西——总有一天会有答案吗？很可能没有，很可能在我的身后也不会有答案，我还要不要继续问下去。《庭前》这个故事我早在排《双枰记》的时候就有过创作的冲动了。当时最明确的冲动就是，我发现当我抱着极大的专注和热情去研究中国法律和律师这一整个发展史的过程中，原来在1927年以前，女性竟然不被允许做律师。我是头一次知道这件事情，并且我为自己的无知感到十分愧疚。我把很多事情视作理所当然，我并不知道原来职业女性走的每一步，尤其是在司法这样一个按理来说应该与公正公平密切相关的领域上，我们是完全被排除在外的。所以我又去了解了很多第一代女律师的故事，给了我很多冲击，于是把她们的故事搬回台前，不管以成熟或稚嫩的形式，对我来讲仿佛是我的责任之一，我要为我的无知去补偿一个不存在的群体，因为我某种程度上也受益于她们，站在了我不认识的那些人的肩膀之上。这是《庭前》的一个创作动机。”
记者/何安安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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