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孔令华在上海会见贺小平，谈起女儿孔东梅：我有一个要求|上海市|孔东梅|孔令华|孔继宁

1962年初夏的北京，东长安街的梧桐叶刚刚舒展开来。下午四点，中南海里传出婴儿清脆的啼哭声。这声啼哭，让毛泽东停下了手中的文件——这是他第一个外孙孔继宁的到来。家事与国事历来难分高下，可就在那一刻，伟人脸上露出了少见的轻松表情。

李敏坐月子期间，毛泽东几乎每天都会抽空探望。警卫员后来回忆，他常把外孙抱在怀里，低声念着《湘江评论》里自己当年的文字，仿佛要把家学渗进襁褓。只是这种天伦之乐没能维持太久。李敏产后八个月便收到上级调令，需要重返岗位深造。孔令华任职于总参，一样脱不开身。夫妻合计，唯有求助远在上海的母亲——贺子珍。

贺子珍那时住在华山路一栋老公馆里，不少上海市民都见过这位穿着灰色旗袍、步履从容的“毛主席家里人”。她和毛泽东长期分居，生活里只剩读书和练字，的确清寂。外孙要来，她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给李敏回电报：“欢迎宁宁，奶粉我这儿有。”

1963年春，8 个月大的孔继宁由解放军专列护送到上海。列车抵达南站时，贺子珍已等在站台，她伸手接过小外孙，嘴里念叨着“真像你爸爸”。此后几年，宁宁就在上海弄堂里蹒跚学步，听外婆用赣南口音哼《送郎当红军》，邻里皆知这家天光最亮的小男孩来头不凡。

时间很快推到1972年。李敏在北京医院诞下第二个孩子，取名孔东梅。彼时毛泽东已年逾七旬，长期劳累让他咳嗽不断，可老人还是坚持让工作人员把小外孙女抱到怀里。看着白胖的小手，他笑着说：“这孩子生得像母亲。”贺子珍闻讯大喜，却因身体原因不便北上，只能日日致电询问孩子状况。

三年后的1975年，毛泽东病情反复，医疗小组24小时值守，李敏夫妻倍感焦虑。恰在此时，孔东梅已满三周岁，正是最闹腾又最需要人看护的时候。几番权衡，孔令华决定亲自陪女儿南下，把孩子托付给贺子珍与其侄女贺小平。7月初的黄浦江畔，阳光黏稠，火车晚点两小时。当孔令华牵着女儿走出站口，贺小平已候在一辆吉普车旁。

车上，三人简单寒暄。孔令华压低嗓音：“小平，这孩子就拜托你多操心，老太太年纪大了，怕她累着。”贺小平笑着拍拍孔东梅的肩：“放心吧，我把她当自家闺女。”短短一句承诺，却切中了孔令华的忧患——他明白自己随时可能被调回北京，唯有提前安排，方能免除后顾之忧。

贺子珍见到外孙女时，眼睛一下子亮了。她抱过孩子，轻轻转了一圈，仿佛要把三年的缺席一次补足。那晚，老宅灯火通明，一大家子在藤椅边给东梅讲赣南故事，从八子参军讲到井冈山的红杜鹃。小姑娘听得半懂不懂，却也咯咯直笑。

上海的这段日子，对东梅来说是童年里最鲜亮的一抹色彩。白天，她跟着小平姨在华东师大校园里追蝴蝶，傍晚便钻进外婆的书房看相册。贺子珍把自己当年随军拍下的老照片悉数摊开，指着黑白影像，一遍遍重复：“这是你外公当年渡湘江时的样子；这是我在中央苏区留下的手术疤。”那份质朴的讲述，成了东梅后来投身红色文化研究的最初种子。

与此同时，北京的气氛愈发凝重。1976年1月，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逝世，毛泽东的病情也进入了更危险阶段。李敏经常整夜守在父亲病榻旁，信件一封接一封寄往上海，询问女儿的情况。每次回信都报平安：“东梅在读《十万个为什么》，晚上要吃外婆做的糖醋小排。”

1976年9月9日凌晨，噩耗终于传来。北京下着雨，李敏跪在父亲床前，心里却惦念远在上海的母亲与孩子。十天后，她带着骨灰盒南下奔丧。那一次，贺子珍强忍悲痛，只在木地板上放了两条长垫，让女儿夜里可以守灵。无人看见，她独自对着遗像低声呢喃，仿佛在倾诉几十年的别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