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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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宣帝定乎西域，元则西域、西夏、大理、吐蕃，皆入版图……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元史·地理志》
这段出自《元史·地理志》的记录，非常客观地点出了一个常被后人情绪化忽视的一个事实：“论版图之广阔、论对边疆控制之严密，汉唐宋皆不如元。”
提及元朝，很多人往往陷入两个极端，要么沉浸在崖山之后无中华的悲情中，把它视为中华文明的至暗时刻，要么盲目地崇拜上帝之鞭的武功。
但如果剥离开民族的情绪，仅仅从地缘政治与国家形态演变的角度来审视，我们会发现：其实元朝极有可能是中国历史走向现代大一统版图的决定性转折点。
说得夸张一点，如果没有元朝对历史进程的强行格式化，中国极有可能会滑向欧洲模式，陷入永久性的分裂与列国并立之中，接下来老达子就分享一下自己的拙见～
差点固化的列国时代
我们先来看看，从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再到1276年南宋临安城陷落，在这300多年的漫长时光里，中华大地实际上处于什么状态？是长期分裂。
很多人习惯将辽、金、西夏视为边患或割据政权，这是一种以中原为中心的惯性误读。在当时的真实地缘格局中，这些政权早已完成了从部落到国家的转型。
查阅《辽史》与《金史》能看出来，辽人有自己的文字（契丹文）、法律和五京制度，西夏党项人创造了复杂的西夏文，并仿照宋朝建立了完备的官僚体系。
最关键的证据在于澶渊之盟后的外交文书，宋朝皇帝与辽国皇帝互称兄弟，这在法理上其实承认了南北朝的并立地位。
这与春秋战国的分裂截然不同，春秋战国时，大家虽然打仗，但都认同自己是诸夏，头上顶着同一个周天子。而宋、辽、金、夏的对峙，更像今日的欧洲，不同的民族主体、不同的语言文字、各自独立的皇权法统。
如果按照这个剧本继续演化200年，会发生什么？
当幽云十六州长期脱离中原，而河西走廊又被党项化，再加上云贵高原的大理国早就延续了它数百年的法统，这些地区对大一统的认同感将彻底归零。就像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法兰克、日耳曼一样，中国极可能演化成多个独立民族国家长期共存的格局。
宋朝虽然经济繁荣，但由于它的地缘先天不足，失去了燕云的屏障（每次写到燕云都忍不住要骂一下那个儿皇帝）和西北的马场，实际上已退化为一个内向型的局部政权，根本无力逆转这种离心的趋势了。
而打破这个死结的，正是元朝。
从文化中国到地理中国的破局
元朝对中国历史最大的遗产，是它用绝对的武力，强行把即将分崩离析的板块焊在了一起，并重新定义了中国的边界。
在元朝之前，中国更多的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往往狭义的指代汉地九州。是元朝，将这个概念拓展为包含西藏、西域、蒙古高原在内的超大地理实体。
这里必须摆出两条让大家无可辩驳的史实实锤：
1、西藏的行政化归属
这是元朝留下的最硬的政治遗产，不同于唐朝与吐蕃的舅甥关系（外交关系），元朝是通过设立宣政院，直接对西藏进行行政管辖。
查阅《元史·百官志》，宣政院是中央一级机构，秩从一品，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及吐蕃地区军政。在西藏地方，元朝设立了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这是西藏正式纳入中国中央政府行政版图的开端，此后明清两代虽有更迭，但都继承了这一法统。
2、云南的彻底内地化
如果你去读唐史，会发现南诏国经常把唐军打得全军覆没。哪怕到了宋朝，赵匡胤面对大渡河也只能用玉斧一划：“此外非吾所有也。”
云南地区（大理国）在当时几乎已经是一个独立千年的东南亚王国，是忽必烈的革囊渡江，灭了大理国，并设立云南行省。
元朝为了彻底消化这块硬骨头，甚至把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派去当省长，大量移民实边。从此，云贵高原因而成为中国本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以说，如果没有元朝这次不讲道理的武力整合，今天的中国版图，很可能缺少西部和西南那一大块关键屏障。
制度重塑：行省制与犬牙交错
我们都知道：打下江山容易，坐江山难。秦朝实行郡县制，但郡县层级太多，中央管不过来，汉初搞封国制，结果那是给自己挖坑。
面对空前辽阔的疆域，元朝搞出了一套影响至今的黑科技，它就是行中书省制度。
即使你现在翻开地图，看着今天的省界，依然能感受到700年前元朝统治者的心机。在元朝之前，划分行政区划遵循的是山川形便原则，也就是以大山大河为界，山这边是这个州，河那边是那个郡。
这样划分管理方便，但有个致命bug：地方割据容易。一旦天下大乱，军阀守住关口、切断渡口，就能关起门来当土皇帝，比如刘备入川就是典型。
元朝人为了防止地方造反，反其道而行之，搞犬牙交错，这在《元史》和后来的历史地理研究中有极多体现，最经典的案例就是汉中。
从地理和文化上看，汉中盆地无论怎么看都应该属于四川（蜀地），翻越秦岭极其困难，但在行政划分上，元朝硬是把汉中划给了陕西行省。
后果是什么？
陕西行省想要造反，必须跨越秦岭去控制汉中，难不难？四川行省想要割据，失去了汉中这个北大门，门户大开，中央军随时可以从陕西冲下来灭你。
同样的手法也用在了江浙与岭南，元朝将长江以北的部分地区划入江浙行省，打破了划江而治的可能性。
这种以北制南、以山制险的行政划分，虽然在经济和文化上造成了割裂，但在政治上，它从根源上粉碎了地方依靠地理险要进行长期割据的可能性。
这就是为什么元朝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唐末五代那种长期的藩镇割据。
行省，全称行中书省，意思是中书省（中央政府）派出去的机构。它不是地方自治实体，而是中央的手脚，这套制度，被明清两代沿用，直至今日。
京杭大运河的截弯取直
一个统一的国家，不仅需要政治上的强权，更需要经济上的死锁。
元朝定都大都（北京），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北方的粮食养不活庞大的朝廷和驻军，必须依赖江南。
隋唐大运河虽然也连接南北，但它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人字形，绕道河南。对于定都北京的元朝来说，这条路太远、太费钱。
于是，著名的科学家、水利专家郭守敬登场了。据《元史·郭守敬传》记载，他主持修凿了通惠河，并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弯取直，让运河不再绕道洛阳，而是从杭州直通北京，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京杭大运河。
与此同时，元朝还开创了海运漕粮的历史。朱清、张瑄（海盗出身的官员）主持的海运，每年将数百万石粮食从江南海运至直沽（天津）。
这种经济大动脉的重塑，造成了一个不可逆的结果：政治中心（北方）与经济中心（南方）形成了深度绑定。
北方离不开南方的粮饷，南方离不开北方的国防保护。这种地缘经济上的互补与依赖，成为了维护大一统最深层的压舱石。
老达子说
我们回顾元朝，并不是要为它的杀戮洗地，更不是要歌颂等级森严的四等人制。元朝的统治充满了野蛮与粗糙，这也注定了它的短命（不足百年）。
然而，我们得感谢这个野蛮人，因为是它撞碎了所有的瓶瓶罐罐，才让后来的建设者有机会重塑一座大厦。
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虽然他口号喊的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但在国家架构上，明朝却是元朝最忠实的继承者。
朱元璋全盘照搬了元朝的行省制度（虽改为承宣布政使司，但实质未变），他继承了元朝对西藏、云南、东北的领土声索，他甚至沿用了元朝的户籍制度（匠户、军户）。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虽然一生抗清，但在评论历史时，也隐晦地承认了这种大一统格局的由来。元朝就像一台无情的推土机，它推平了五代辽宋金夏以来形成的层层隔阂，消融了各个政权之间的边界。
如果没有元朝，中国历史的走势很可能在宋朝那个节点分叉，走向类似欧洲的列国体系。是元朝，用铁与血的强制手段，为中华大一统打造了一个坚硬的地理和制度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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