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随着2025年中国出生人口数据的公布，关于房价上涨与生育率下降之间的关系再次成为热议的重点话题，甚至有个相关话题的热搜直接冲上了微博热搜榜前十名。
然而，审视相关研究的脉络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数据后，可以发现这一归因可能过于简化，需要置于更复杂的多重因素框架中加以辨析。
回顾历史政策节点，2009年发布的《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显示，早在80年代，政策层面已预设“放开二胎”将有效提升生育水平，因而采取了“限三生二”的具体措施。这意味着，在当时的主流研判中，政策限制被视为影响生育的主要变量。
此后，我国人口学领域的权威专家翟振武曾于2014年在核心期刊《人口研究》上发表论文预测，称全面放开二胎后，每年新增出生人口峰值可达4995万，总和生育率将达到4.5，并可能维持数年高位。然而，2016年政策全面落地后，生育数字并未达到预期高点，反而呈现持续下滑趋势。这一显著的预测与现实落差引发了学界的重新反思。
在此背景下，部分研究将视角转向快速上涨的房价，指出住房成本高企对青年婚育形成了巨大压力。这一转向容易被解读为“甩锅”房地产，但实质上是学术探索中根据新现象调整解释变量的尝试。
其实，学术上对房价与生育率关系的研究本就存在分歧，其影响具有“条件性与异质性”，不能一概而论。
要检验“房价决定论”，一个尖锐的反例是：在2016年后的全国性房价波动中，东北部分地区如鹤岗市经历了房价大幅回落，但当地生育意愿并未因此显著提振，体制内家庭生育二胎的比例依然低迷。这恰恰说明，低房价本身并不自动转化为高生育率。鹤岗的案例说明，当地伴随低房价出现的经济动能不足、就业机会稀缺与人口外流等现象，同样是抑制生育的关键因素。住房对生育的影响不仅在于绝对价格，还涉及居住稳定性、空间适配性及地区的长期发展预期。
事实上，影响生育行为的因素是复杂多维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便在《家庭论》中论述，伴随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生育率下降是一个普遍趋势。这背后是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
1. 直接经济压力：除房价外，教育、医疗、育儿等市场化成本的攀升构成持续负担。
2. 性别平等与女性发展：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升高与劳动参与率提高，生育意愿下降，这是因为其改变了家庭分工与生育的机会成本计算。
3. 社会保障与文化变迁：养老体系逐步完善削弱了传统的“养儿防老”动机；个人主义兴起与人生目标的多元化，亦使婚姻和生育不再是人生必选项。
4. 政策支持体系：产假制度、育儿补贴、托幼服务供给等公共支持的充分性，直接影响家庭的实际生育能力。
许多低生育率国家（如韩国、意大利）即便在房价稳定期，生育率也未见明显回升，这表明低生育趋势一旦形成便具有惯性。反之，北欧等国通过构建“生育支持生态系统”（包括慷慨的育儿补贴、充足的托幼服务、鼓励性别平等的父母假期等），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经济压力对生育的抑制。
因此，讨论中国生育率下降的成因时，我们要警惕将复杂现象归因于单一要素（如房价）的思维惰性，这是纯纯的甩锅！
中国当下的低生育困境，本质上是快速社会转型、经济发展阶段、家庭策略调整与公共政策互动的综合结果。要应对这一变革，关键在于构建一个涵盖住房保障、育儿减负、性别平等、职业友好等多维度的长效支持体系，并在政策制定中更敏锐地倾听普通家庭在现实中的权衡与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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