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中风那年，我三十二岁。婚后第三年，孩子刚会走路。我记得那天很普通，锅里炖着排骨汤，我正弯腰给孩子系鞋带，电话响了。婆婆在那头哭，声音又急又乱，只说了一句：“你爸倒了。”
后来医生说，命保住了，但下半身没知觉，右手也不灵了。要人全天伺候。
那时候我们还住在单位分的小两居，公公婆婆在老房子里。婆婆年纪大，腿脚也不好，大伯一家在外地，小叔子刚结婚，话说得漂亮，人影却见不着。丈夫沉默了一晚上，第二天对我说：“先把爸接过来吧，妈一个人扛不住。”
他说这话时，很像一个儿子，也很像一个不敢拒绝现实的中年男人。我点头，没有多想。那时我还相信，日子是讲情分的。
公公被抬进家门那天，身上带着医院消毒水的味道，眼睛睁着，却没什么光。他一向要强，醒来后第一次流泪，是发现自己尿在了床上。我给他换床单，他把头扭到一边，像个被羞辱的孩子。
照顾瘫痪的人，是一件极具体的事。几点翻身，几点喂水，夜里要不要起身查看，便秘时要不要用手去通。我以前以为孝顺是态度，后来才知道，它是一整套体力活。
丈夫上班早出晚归，说是要挣钱。我白天带孩子，晚上守公公。婆婆住了一个月，实在熬不住，说回老房子歇歇。她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委屈你了。”那一刻我心里发紧，又说不出话。
五年里，我学会了给人擦身、剪指甲、处理褥疮。我知道他哪条腿不能碰，哪种姿势会让他舒服一点。我听他说年轻时在厂里当班长，说那些早就没人记得的事。他偶尔脾气暴躁，把碗摔在地上，骂我动作慢。我蹲下来收拾，不回嘴。不是我脾气好，是没力气。
中途也不是没有转机。第二年，大伯提过把公公接走轮流照顾，被婆婆一句“你家条件不好”挡了回去。第三年，小叔子说请护工，我丈夫算了一笔账，说不划算。那时候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被默认的方案，一旦启用，就没人再考虑替代。
孩子慢慢大了，学会绕着床走，说“爷爷”。公公听见，会笑。我也跟着笑，可笑完心里空得厉害。我不敢想以后，只是把每天过完。
第五年春天，公公突然发烧，进了医院。没熬过一个星期。临走前，他拉着我的手，声音很轻，说：“这几年，辛苦你了。”我点头，眼泪掉在被子上，却没哭出声。
葬礼后，日子像被掏空了一块。家里忽然安静，床还在，轮椅还在，护垫一包包没用完。我以为，接下来该轮到我喘口气了。
没过多久，婆婆提出分家。理由很简单，老人没了，账要算清楚，房子怎么分，存款怎么分。大伯小叔子都回来了，坐在客厅里，像开一场迟来的会议。
我本来坐在角落，抱着水杯，不打算说话。那是他们家的事，我这么想。可丈夫忽然把我往前一推，说：“这几年主要是她在照顾爸，很多情况她清楚，让她说吧。”
那一下并不重，可我差点站不稳。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落在我身上，像灯光，白而刺。
大伯清了清嗓子，说：“弟妹，那几年辛苦你了，不过分家是按规矩来，感情归感情。”小叔子低头玩手机，没看我。婆婆坐在一旁，眼圈红，却一言不发。
我忽然明白，丈夫把我推出来，不是为我讨说法，是为了让局面好看一点。他不想和兄弟正面起冲突，也不想背“不孝”的名声。于是，我成了那个被摆到台面上的“付出者”，也是最好被忽略的那一个。
他们开始算账。房子按市价，大头给大伯，小头给我们。理由是长子养老送终。我想笑，却笑不出来。送钱的时候，没人提那五年里，我辞掉的工作，熬坏的腰，夜里无数次爬起来的脚步声。
轮到我说话时，我只说了一句：“我没意见。”
丈夫转头看我，眼里有点慌，像没料到我会这么平静。会议很快结束，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仿佛一切终于尘埃落定。
那天晚上，我们回家很晚。丈夫说：“你别往心里去，分家就是这样。”我点头，去洗澡。热水冲下来，我才发现自己一直在抖。
后来我重新找了工作，收入不高，但够用。孩子上学，我接送。丈夫依旧忙，家里再没人需要我二十四小时待命。我忽然有了大把时间，却不知道往哪儿放。
有一天夜里，丈夫问我：“你是不是怨我？”我想了想，说：“怨谈不上，就是有点清醒了。”
他没再说话。
有些事，过了那个节点，再怎么补，都不像原来的样子了。我照顾公公那五年，不后悔，那是我自己的选择。但分家那天，我终于看清，付出这件事，一旦被当成理所当然，就只剩下被利用的价值。
人到中年，最难的不是吃苦，是看清。看清之后，还能继续把日子过下去，不吵不闹，不自欺。这大概，是我那五年真正学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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