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的一天，北京依旧带着料峭寒意。京西宾馆里，年近七旬的耿飚重新穿上熟悉却又有些陌生的军装，在镜子前站了两秒。他已离开部队将近三十年，如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一切仿佛回到出发地，却又全然不同。很多人只看到这位“无衔部长”此刻的意气风发，却不一定记得，三年前那两通夜半来电差点决定了共和国的命运走向。

把时间拨回到1976年9月9日，清晨五点，中南海里传来噩耗。毛泽东逝世的电波，瞬间让全国陷入深沉悲痛。悲痛背后，暗流涌动。耿飚当时是外交部副部长，他隐隐感觉事情不会简单。可真正把他拉进漩涡的，是十月初那连着两天的神秘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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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日晚上八点半，电话铃声刺破使馆区的寂静。“耿飚同志，请立刻来国务院。”电话另一端，华国锋言语克制。对方没多说一句废话，耿飚却听出紧迫。一踏进会议室，他看到另两位副部长正等着。焦点只有一个：联合国大会发言稿里出现“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要求把这句话删掉。耿飚心里一沉，意识到有人想借“遗嘱”捆绑未来大政。改稿方案敲定，众人匆匆散去。走到门口，华国锋低声提醒：“近期别离家太远，等我的电话。”气氛凝重到连夜风都显得压抑。

两天后，10月4日下午，耿飚来到丰泽园，华国锋进一步谈起中南海内部异动。对话很短，但透露出的信号足够清晰——某个决定性的行动已在倒计时。临别前，华国锋再次叮嘱：“就在家，别出门。”耿飚只答了两个字：“明白。”多年后他回忆，那两字说得不算大声，却像立了军令状。

等待往往比冲锋更煎熬。10月6日晚八点，电话终于响起。“我是华国锋，请立即到怀仁堂。”短短一句，耿飚抓起外套就走。夜色中，风吹落满地梧桐叶，他的步子却毫不踉跄。半小时后，他接到明确命令：赶赴广播事业局，管住中央台。没有讨价还价，没有战前动员，只有一句“保证完成任务”。当晚十点，播控大楼灯火通明，却出奇安静。耿飚协调守卫、技术、编辑三个口子，半个小时便让设备、人员和线路全部听令。华国锋接到反馈，淡淡一句“干得漂亮”，电话即断。

这场无声战斗，没有枪炮，却同样惊心动魄。中央电台没被人利用，造势就没法成气候。第二天凌晨，那股试图“借遗嘱上位”的力量迅速土崩瓦解。耿飚回到家，家人还不知道他刚完成了什么，只见他在灯下写下一句话：“关键时刻，广播台就是阵地。”

很多人好奇，耿飚何以在外交战线二十年后还能行事干脆？答案得追溯到1969年阿尔巴尼亚那段经历。那年五月，他以大使身份抵地拉那，亲身感受了“狮子大开口”的援助模式。一边是国内勒紧裤带过日子，一边是对方把中国援助的化肥堆在院里晒雨淋，耿飚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写给中央的密信列出大量浪费数据——90亿元援助、200万人口，每人摊上四千元。信寄回北京后，毛泽东批示“敢讲真话”，李先念打趣他是“第一个敢说阿尔巴尼亚坏话的人”。正是这番较真，锻炼了他看问题既敢较真又敢负责的作风。

亦可别忘，耿飚出身红军。1930年参加革命，长征走了两万五千里；抗战时，他在八路军后方办军工，炮弹质量出过名；解放战争里，他随三野一路南下渡江。几十年戎马生涯给他打下一个习惯：任务面前，先判断是非，再争分夺秒地落实。阿尔巴尼亚时期的“敢说”，1976年的“敢干”，逻辑一脉相承。

控制电台的那晚后，形势急转。粉碎“四人帮”公告10月7日清晨向全党全军公布，耿飚提前两小时确保广播线路稳定，外界只听到平稳播音，却不知背后有人彻夜守在机房。事成之后，他依旧低调。有人问起，他笑说：“我不过是跑腿的。”但华国锋在一份内部简报里写下评价——“耿飚，临危受命，守住了舆论生命线”。

祸福相倚。1977年以后，拨乱反正成为主旋律，老同志陆续回到工作岗位。耿飚多次向中央建议，请邓小平、陈云等人出山，他认为国家现代化离不开经验丰富的“老帅”。“老同志身体好着呢，还能干。”他在一次会议上开门见山。事实证明，建议及时而关键。经济和军队改革思路逐渐清晰，他功不可没，却从不抢功。

1981年3月，一道任命落槌：耿飚出任国防部长。特殊的是，他没有军衔——授衔年代早已过去，新的制度尚未建立，他便成为唯一一位“无衔国防部长”。外军代表团来访，好奇地问：“阁下军衔？”耿飚微笑回应：“中国军衔制度正在调整，我是一名战士。”几句轻描淡写，展现的却是自信与从容。

2000年6月23日，耿飚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一岁。病榻前，他重复最多的还是那句话：“我永远是人民的战士。”听来平实，却难得可贵。回望他的一生，从枪林弹雨到外交谈判，再到紧要关头稳住舆论阵地，岗位在变，初心未变。历史长卷里很多姓名渐淡，耿飚这个名字却因真实与担当留在了岁月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