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4月14日清晨，庐山脚下的薄雾像一条灰色绸带缠在山腰。会议资料刚放到桌上，毛主席却把目光落在一张略显陈旧的江西省地图上。片刻沉默后，他摆手示意身旁工作人员靠近，低声问道：“从南昌到吉安，现在要走多久？”一句普通的询问，透出久藏心底的牵挂。
行程本是经济调研与部队慰问，但主席临时加插了一个特殊任务——寻找三十六年前牺牲在长征路上的警卫班长胡昌保的家人。身边的秘书稍作迟疑，还是点头答应。他知道，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探亲，更多是领袖对一名普通红军的深深负债感。
吉安地区当年战火频仍，很多村庄几易其主，登记档案零散难寻。车队一路南行，沿途油菜花已经谢了，稻田新插的秧苗刚露尖。主席靠在座椅上，轻轻合眼，车厢里只剩发动机的低鸣。没人敢打扰他，大家都记得，1935年6月的那场高山爆炸，是胡昌保用身体挡住了碎片。
时间回到1935年6月21日，大渡河西岸的花岭坪。纵队刚爬到半山腰，三架敌机突然俯冲。警报声根本来不及传遍队伍，“大家隐蔽”四个字刚出口，一颗炸弹已经落向指挥所方向。胡昌保箭步冲出，双臂猛推毛主席，同时翻身把人护在巨石背面。巨响之后，他腹部血流如注，却仍撑起上半身，第一句话竟是：“主席安好吧？”这句再普通不过的关切，击中了在场所有人的心。
卫生员钟福昌赶来止血，毛主席把自己的水壶递给胡昌保，声音发颤却极力平稳：“坚持住，咱们马上下山找医生。”胡昌保摇头，唇色苍白到近乎透明：“主席，我不行了。请替我告诉父母，我没有丢他们的脸。”随后，他又看向战友：“同志们，好好保护主席。”短短几句，气若游丝。最后，他用尽全身力气挤出五个字——“祝革命成功”。话音落地，人已阖目。山风掠过谷口，带走他体温的同时，也带走毛主席平生罕见的眼泪。
当晚，毛主席亲自为胡昌保培土。那床从井冈山带出的旧灰毯，被一直小心折叠，如今却用来覆在烈士身上。周围战士无声落泪，空气里弥漫火药味与泥土味，还有说不出的酸涩。毛主席抬头看天，良久无语。随行警卫后来回忆：“自那以后，主席每隔几天都会在夜里突然回头，好像希望那位班长还能应声而至。”
长征结束，抗战、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历史巨轮滚滚向前。胡昌保的名字逐渐被战史埋在厚厚尘土里，可在毛主席心中，那一抹身影一直清晰。斯诺1970年访华时问及“领袖为何能屡遇险而不倒”，主席只淡淡一句：“许多战士替我挡过最危险的子弹。”当时在座的人都没听懂那句看似简单的回答，其实它指向了胡昌保等无数无名英雄。
1971年的寻找并不顺利。吉安专区在五十年代曾多次区划调整，户籍材料缺失严重。调查组翻遍地委、县档案，仅找到一份1932年的征兵名册，上面记着“胡昌保，吉安府吉水县人”，除此之外再无蛛丝马迹。有人猜测，胡家或许在战乱年代迁走，也可能在大饥荒或日寇扫荡中凋零。线索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明明看得见天空，却够不着手中的线。
三天奔波未果，车队返程前夜，毛主席坐在萍乡招待所的竹椅上，灯光昏黄。他缓缓说道：“那么多年了，父母若健在，也已七八十岁，不知还能不能听到昌保的名字。”声音不大，却令在场人员心口发紧。随后他自语般补了一句，“对不起昌保，没能做到。”这不是官式口吻，而是长者面对晚辈留下的亏欠。
同年秋天，陈昌奉调至江西工作，继续搜寻却仍旧空手。后来他感慨，说吉安山多水多，村落星罗棋布，若想挨家挨户访谈，需要一个排的兵力外加好几年时间。时代车轮滚滚，很多遗憾就这么被压在历史深沟里，再难掀起。
1990年，荥经县政府组织专班寻找胡昌保遗骨。老农指点，众人在两座古墓之间发现坟茔。打开棺椁时，锈迹斑斑的钢盔、一截弹片静静躺着，像在叙述当年那场爆炸的烈度。遗骨迁葬小坪山烈士陵园，当地孩子在春秋两祭都会来到墓前擦碑。碑文最后一句写道：“愿后人知其名，知其事，不忘其魂。”字不多，却句句沉重。
毛主席最终还是没等到好消息。英雄的亲人到底去了哪里，至今仍无定论。有人说，也许他们早已在烽火中牺牲；也有人说，可能改姓避难，隐匿乡野。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胡昌保的名字已经镌刻在共和国记忆里。长征路上，有千百座无碑坟，更多姓名被洪流冲刷，但只要有人记得，那就不是无名。
1976年9月，天安门降半旗。送别的队伍里，曾有人悄悄对旁人说：“如果胡昌保还在，他一定会站在最前面。”人们看向灵车驶过的长街，没有人说话，却都明白这句话并不是空洞设想，而是对历史最朴素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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