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冬，首钢的高炉正冒着腾腾白汽，距此三百公里外的太原义井化工厂里，62岁的梁兴初还在车间和工人一起搬运硝酸桶。没人会想到，这位满脸风霜的老人曾是志愿军十五军的传奇军长——那支在上甘岭“打到弹尽人亡也要死守高地”的部队，就由他一手带出来。对于脚下的嘈杂，他习惯了；真正让他思绪翻涌的，是几百公里外北京接连传来的风声：老干部陆续复出，许多战友重披军装。

两年前的1977年开春，他就悄悄口授了一份申诉材料，让妻子任桂兰捎去北京。任桂兰背着那只褪色帆布包，在高碑店找到曾隶属一一二师的老兵帮忙誊抄，一共打了五份。最后一份如何送达黄克诚成了难题。辗转之际，她敲开了吴信泉家门。俞惠茹听完来意，拉着她说了句：“老梁救过老吴的命，这次换我们出把力吧。”寥寥数语，如同烧红的铁上落水，哧地冒起一缕白烟，却把希望钉死。

文件递到黄克诚桌上是9月初。会后，黄克诚向与会者抛出一句：“梁兴初是打铁出身，九次带伤作战，他会反对毛主席？”会场一阵低声讨论，但谁都听出了分量。短短数周，义井化工厂接到通知：梁兴初“劳动改造”即刻解除，转太原待命。消息传来，车间轰鸣声里有人悄悄握住他的手，“老梁，恭喜！”他只是憨厚一笑，抹一把汗继续干活。

1980年春天，冻土刚刚解封，他终于踏上北去的列车。北京军区在赵家楼招待所安排了房间，老友们陆续登门，尤太忠特地从成都匆匆赶回，拍着他的肩低声说：“中央已经催我们拿方案，你放心。”言语恳切，却不愿多谈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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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总政治部工作人员带着任命设想前来做工作。他们直言大军区正职已有安排，希望梁兴初考虑去济南或沈阳军区担任顾问。话音刚落，老人摇头：“我不会当顾问！”声音不高，却透着那股在朝鲜战场上喊“跟我上”的腔调。工作人员请他再想想，礼貌而为难。

回到招待所，灯泡昏黄，文件散在茶几。梁兴初坐了一夜，窗外槐树的枝条摇来晃去。天亮，他提笔口授：“为培养青年干部，恳请批准离休。在京安居，以便就医。”秘书一字一句记下。他深知，部队需要年轻血液，也清楚自己一身是伤，已难再领兵沙场，这一退，既是成全自己，也是成全组织。

请示报告送到叶剑英案头。叶帅抚案良久，感叹：“老梁还不到花甲有余，打仗能耐他有，建军经验也在，可他主意已定。”最终，军委同意离休，请求全部照办：北京市分配住房，医疗列为副大军区级待遇。

1981年夏，他住进团结湖一幢老旧小楼，屋里除几件行军家具，就是一本本笔记。老战史、老番号、战地素描，他慢慢誊写，准备把残留的记忆交给后世。偶有人探望，他爽朗地说：“日子好得很，写写打仗，比抽旱烟解闷。”那双常年握枪的手却愈发颤抖，笔迹时而歪斜，只能反复核对，“别再写错了队伍番号，年轻人要看。”

1985年初秋，他的回忆录只写到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10月5日清晨，呼吸忽然急促，送医途中，他侧头叮嘱警卫：“稿子别丢，没写完。”话音转轻，仿佛当年冲锋号响前那句“跟我来”一样干脆。七天后，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里，花圈被摆成一道弧线，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相继步入，低头默哀。挽联写着：“功勋卓著铁军魂，肝胆照人丹心在。”

一生九伤，北上南征，不改本色。榆树掩映的八宝山，礼炮三响，尘埃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