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1月的一天深夜，公安部档案室的灯始终亮着。工作人员翻到一份旧卷宗——“王牧师，又名周继吾，疑似敌伪背景”。卷宗一角却赫然盖着周恩来亲笔批条：此人身份特殊，暂缓审理。值班警员愣住了，谁会在敌伪与总理之间同时留下名字？就在这一刻，隐藏了近三十年的董健吾，再次被历史推到台前。
往后倒推二十八年，1927年4月12日的上海一片腥风血雨。清晨，巡捕房枪声划破江面，十万人游行转瞬成千人血泊。冯玉祥部“清党”，却有人反其道而行，“我要入共产党。”随军牧师董健吾这句话，让冯玉祥直呼“怪”。当时的牧师衣袍在血色里格外刺眼，但董健吾没回头，他已在暗处签下入党志愿书。
再往前两年，五卅惨案震动租界。圣约翰大学降下星条旗，升起青天白日旗的正是这位学生董健吾。校长卜舫济怒斥：“你毁了前程！”董健吾把被开除通知单折成四方，塞入口袋，说了句：“国不存，学算什么。”不得不说，这股子倔劲后来贯穿他的一生。
1928年秋，南京密电飞抵北平：“速捕董健吾！”冯玉祥在西山别墅摔杯成碎渣，对面董健吾吓得手心冒汗。冯玉祥忽而大笑：“碎的只是杯，不该碎的是命。”随手递上二百元大洋与一纸护照，把他送回上海。从此牧师身，地下党魂，同体而行。
1929年，中央特科吸收董健吾，他面对的第一位上级便是陈赓。当白鑫叛徒在霞飞路应声倒下，租界警车姗姗来迟的时间差，正是董健吾刻表推算出的“黄金三分钟”。这一枪震慑了许多墙头草，也让董健吾名列英勇榜。
同年冬夜里，上海外滩寒风刺骨。潘汉年递来一张名单：“这里面有烈士子女，先挑个安身所吧。”董健吾心里咯噔。经费？没有。人手？缺乏。转天，他干脆将祖传三十亩田产悉数卖掉，创办“大同幼稚园”。1930年春开园，彭湃、恽代英及其他牺牲同志的孩子陆续进园。秋天杨开慧遇害，毛岸英与弟弟也被悄悄送到这所小楼。
好景仅维持一年。特科遭破坏，他的身份暴露，幼稚园被迫停办。孩子们散落街头。听闻毛岸英兄弟流浪消息，他妻子郑兰芳顶风冒雪搜遍租界，终于把两个孩子带回家。生活费断绝，他们靠典当和做纸花维生。煎熬到了1936年，党组织恢复联系，毛主席致信道谢，并暗示苏联愿意接收烈士遗孤。董健吾托李杜把兄弟俩送出法国，再转莫斯科，辗转六千余公里，安全落脚国际儿童院。
同年，一个更棘手的任务又落在他头上。宋庆龄要与延安沟通抗日统一战线，董健吾改名“周继吾”，捧着宋庆龄签发的委任状一路北上西安。张学良见信如见人，干脆亲自驾车送他到机场，并留下一封致毛主席的手札。董健吾踩着雨雪，六天步行两百公里，把信交到瓦窑堡。红军正在黄河东岸集结，他没见到毛主席，只托博古转述，随即原路折回。短短几月，国共谈判重新展开，董健吾成了幕后纽带。
战火仍在燃烧，上海却已无他容身之地。中央命令地下党员分批撤离，他却留了下来，“家里十三口，全在租界，我不能走。”自此与组织单线失联。抗战、解放、建国，他像石子投入大海。为了糊口，他学推拿，给普通市民捏肩理筋，人称“董师傅”。谁能想到这双手曾设计过枪声与时间差？
1955年“潘杨案”起波澜，他以“可疑旧特”入狱。审讯官员翻检档案，愈查愈乱：牧师、医生、地下党员？案件暂缓，却没人能给他一个清晰身份。直到1960年，斯诺来华，席间随口问毛主席：“那位王牧师现在怎样？”毛主席皱眉，吩咐秘书调查。几轮核对后，原名董健吾终于与王牧师对上了号。
1961年2月，陈赓大将现身锦江饭店对面小楼。门开瞬间，两位老友四目相对。墙角堆着几床棉絮，董健吾衣领磨得发白。陈赓扣住他双臂：“老董，我奉中央命令接你回去。”董健吾轻笑，“怕你官大，架子高，不敢叨扰。”一句戏谑，掩不住苍凉。陈赓扯开话头：“特科兄弟没剩几个，怎么能漏了你？”当月，中央批示：董健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享受副厅级待遇。
岁月并未善待他。1970年春，他因胃出血入院，继而确诊胃癌。手术台灯光刺眼，他渐渐昏睡。护工听见他呢喃：“幼稚园，孩子……快关门，别冻着他们。”同年冬，他在病榻静静合上双眼，享年七十九岁。
档案室那盏灯终于熄灭，卷宗封底写下八个字：曾用名，王牧师，周继吾。历史给了董健吾诸多面具，却没人能否认，一枚牧师徽章、一套推拿手法、几页机密信函，交织出一条隐秘而清晰的红线。最终，中央一句“安排工作”，让埋名十几年的地下尖兵重见天日，也让那段无人知晓的风雨故事，有了一个安静的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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