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彩旗猎猎，参加国庆观礼的吴桂贤被人潮推着向前走。她穿着最体面的白衬衣，却忍不住攥紧袖口——织机的油渍怎么也洗不掉。那一年，她不过26岁，却已是西北国棉一厂有名的技术能手。站在广场上，她看见毛泽东举手向群众致意，心里咚咚直跳。谁也想不到，十一年后，这个在纱堆里摸爬滚打的女工，会突然被叫去担任国家副总理。
时间再往前推。1951年深秋，13岁的吴桂贤背着小包裹挤上去往西安的慢车。车厢里满是返城的乡亲，她靠窗而坐，在雾气里一口气吃完半块黑窝窝头。国棉一厂首次外招，她谎报年龄混了进去。开工第一晚，小宿舍灯泡关不掉，五个小姑娘围着灯泡吹气的样子，被师傅们笑了半年。她记住了那份窘迫，更记住了把布匹织匀、织稳的诀窍。从此在车间里，她的脚步像穿梭一样不停歇。
1963年6月，赵梦桃病逝。追悼会上，年仅25岁的吴桂贤作为党小组长发言，嗓子沙哑。赵梦桃曾告诉她，“纺织车间要像战场一样守纪律。”这句话她牢牢记住。此后八年，她带着赵梦桃小组连破生产纪录，粗纱落卷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经验被印成小册子寄往南通、青岛、天津，多家厂子照着改流程，短时间里提升了产量。
1969年四月，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党的九大举行选举，名单上突然出现“吴桂贤”三个字，有人低声嘀咕“车间来的娃能行吗”。然而，青年代表需要的正是她这样有一线底子的工人。那晚，她第一次领到代表证，工号还没从袖章上拆下来。之后，她调任厂党委副书记、陕西省委副书记，职位跳得快，可工资一直留在67元2角，她自己暗暗较劲：钱没变，劲儿也不能松。
1974年9月，中央一次会议结束，毛泽东把吴桂贤和陈永贵留下。临别通知仓促，她连夜坐硬座去北京，随身只有两件工作服和不到二十斤粮票。“暂时用不着别的。”她心想，却没料到会留下整整四年。中央办公厅每天补贴一元饭钱，政治局会议茶水三角一次，她舍不得，一律白开水。有人问：“不喝茶？”她笑，“怕失眠。”自知资历浅，她会场里少言寡语，总把笔记本写得密密麻麻。
1975年1月上旬，吴桂贤在西安参加调研。夜里十一点，省里专车急刹到宾馆门口，带来国务院加急电报：即刻返京。第二天清晨，她坐上军用运输机，心里不安却摸不着头脑。抵达首都机场已近午时，周恩来亲自接见。老总理语气温和却坚定：“有个大任务，让你当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激动得直摆手，“我干不了。”周恩来笑着宽慰，“工作都是学出来的，全国人大还要选举呢。”短短数语，决定了她的人生转折。
2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大会选举结果公布：37岁的吴桂贤成了新中国首位、也是最年轻的女副总理。人群中掌声如潮，她双手搓在衣缝里，额头冒汗——责任沉甸甸。会上布置的第一项任务，是抓工业学大庆、调整棉纺布局。她连夜回到办公室，与轻工业部干部连开三天碰头会，整理出设备迁调、原棉调度、劳动力培训三张表。有人惊讶她对产量数字张口就来，她只是笑，说这是车间磨炼出的习惯。
不过，北京的高强度工作带来不适。她没用秘书，硬把文件叠得比人还高。直到丢失一份材料，才同意配秘书。秘书王杰回忆，那晚她独自在办公室翻箱倒柜，汗湿了背。找到文件后，她长舒一口气：“管理不严要出事。”这种较真，连陈永贵都佩服。
1977年初，全国经济亟待复苏。吴桂贤跑了天津、沈阳、上海十几家厂，推广“少停台、少落布、少换梭”的“三少”经验，细节管到梭口温度。可她心里依旧念着车间的嗡嗡机声。9月，她提交辞呈，请求回国棉一厂。中央批准。同月27日夜，她换回那顶熟悉的白帽子，走进机声轰鸣的车间。老姐妹打趣：“吴大姐，这一趟回来，可要让咱们歇口气！”她笑，把挡车数调到四台，不多也不少。
1981年，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的任命正式下达。那时厂里设备老旧，她揣着地图、草图频繁南北奔波，天津定纺机，太原谈配件，青岛谈染料。有人说她拼得太猛，她反问，“设备闲着才真亏。”纺织行情下滑，她却把优等布率拉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工人们私下称她“桂贤管布有一套”。
1988年夏，深圳特区派人来咸阳考察，想在沿海搞一条龙纺织项目。考察团见到吴桂贤，直接抛出邀请：“到我们那儿干不干？”她以为玩笑，没接茬。晚上宴席气氛热，港商描绘港口货轮日夜装卸的景象，让她心里发烫。丈夫王振涛的一句“再闯一次关”给了她决心。6月9日，两人抵达深圳。工地上钢筋林立，海风夹着咸味，她想，这里需要经验，更需要劲头。
很快，她出任鸿华纺织印染公司副总经理，首要任务招工。一趟西安之行，她带来108名技术和操作骨干，硬是在半年里让第一条生产线跑起来。1990年，国际纺织行情走低，不少厂子关张，鸿华却以百分之九十八的达标率稳住市场，占据深圳创税企业前列。有人惊奇，她说：“关键是质量，质量里有规矩，也有心气。”
1993年，她主动退到贸易公司机关。有人不理解，她摆手：“组织需要什么，就干什么。”数年后办理退休手续，她把大部分时间留给家人。旧友探望，她仍会提起早年的纱机：“机器一响，心里就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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