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10日凌晨两点，京广线上的一声汽笛划破寂静，车厢里灯光昏黄。与其他旅客不同，73岁的刘华清在最靠窗的位置放下一本作战研究资料，抬头望向逐渐变绿的江汉平原。五个小时后，他将抵达阔别已久的大悟山脚。
对刘华清来说，这趟行程并非临时起意。海军现代化建设刚刚完成一轮汇报，他抽出短暂假期，一是弥补多年未尽的孝道，二是想让三个仍在部队服役的子女看一看“出发的地方到底有多穷”。几十年戎马倥偬，家乡的土地与山川一直在他的战备日程表外排着队。
从汉口换乘绿皮车时，几个陪同的年轻参谋惊叹于沿线密布的水网与油菜花，唯独刘华清眉头紧锁。大悟山沿脉砍伐严重，远远望去，山体如同剃了头的壮汉，皱巴巴的伤痕在薄雾里触目惊心。老人嘟囔：“要是三十年代就这模样，游击队怕连个埋锅造饭的地方都找不到。”
汽笛再响，列车缓缓驶进大悟站。月台上，县里简易的欢迎横幅在冷风里猎猎作响。多年前共浴枪林弹雨的老战友只剩寥寥几位，更多的身影是陌生而亲切的村民。看见满头银发的将军下车，一阵欢呼骤起，“刘将军回来了！”
简陋的中巴车沿着土路颠簸，车身摇得仿佛要散架。李书记指着山坡上一座座刚硬化的梯田说，去年刚完成水利改造，糙谷亩产翻了一番。刘华清听完眉角一挑，随口念叨：“光增产可不够，得看能不能长成商品。”
车队在刘家院子村口停下。泥土气与油菜花香扑面而来，孩童们争相围观，老人拄拐杖站成两排。刘华清跨出车门，正要弯腰扶起一位白发苍苍的大伯，旁边一位中年妇女忽然笑道：“刘将军，您耳朵好大，有福啊！”爽朗的乡音让人心头一暖，车后几个年轻参谋忍不住也笑出了声。
院子门框依旧斜向西，半旧的对联写着“怡民德常思勉励，浴党恩勤作耕忙”。推门进院，他先去正屋查看那口早年随母亲纺线的旧纺车，木制踏板仍能转动，只是蜘蛛丝密密缠绕。转身时，他看见墙上贴着父亲当年留下的土地改革布告，纸张已泛黄。
不到十分钟，刘润湘拄着竹杖被扶进门。她今年八十三，耳背，说话断断续续：“三…弟，可…算回来了。” 刘华清紧握姐姐瘦骨嶙峋的手，没有多说，眼眶却红了。姐弟俩对坐片刻，刘润湘小声提出能否把外孙女户口迁到县城。刘华清沉默片刻，轻轻摇头：“政策不允许，组织也为难。”姐姐抹去泪水：“那就不办。”
午后，阳光透进屋檐，他领着孩子们沿着石板路去祭拜父母。山坡上，祖坟前的泥土微微隆起，碑面刻着“顺山之墓”和“黄氏之墓”，字迹是1956年族中长辈凑钱刻的。香烛燃起，微风吹散轻烟。卢晓丽悄悄摆上两个苹果，刘华清低声提醒：“奶奶不吃烟，但喜欢红薯干。”
下山途中，他停在新修的水库坝顶。灰蓝色水面倒映残山。村支书说，水库灌溉七百亩梯田，还能养鱼。刘华清皱眉：“种树比养鱼更急，光水进不了饭碗。”他掐指算了算，“一亩山地若种松杉三百株，十五年就见木料，农民能分红，荒山不能空着。”
夕阳泛红，村口再次聚满人群。刘华清像在阅兵，一一与乡亲握手。有人诉说粮价，有人求他为孩子找出路，他耐心倾听，偶尔简短回应：“自己动手，娃娃要上学，书包比锄头重要。”句子朴素，却透着军人少见的平实。
登车前，他把手伸进军大衣口袋，掏出一个泛旧的军用本，递给县里负责教育的干部。扉页写着——“尊师人才出，重教国家兴”。旁边署名：刘华清，一九八九年二月。
车子发动，汽笛又响。夜色下的山路弯弯，灯光在田埂上摇晃。车里没人再说话，只有轮胎压过碎石的哗啦声。刘华清透过后窗，看见村口那位说他“耳朵有福”的中年妇女仍站在路边挥手，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晚风里。
返程的列车上，刘华清重新打开那本作战资料，钢笔圈住了“舰载机起降效率”一行。思绪却不时飘回山中，那里仍有姐姐未了的心愿，也有父母墓前没来得及诉尽的歉疚。窗外黑夜深沉，列车飞驰，只有偶尔闪过的灯火提醒他：前方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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