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北京的夏日闷热，前门大街上尘土飞扬。汽车刚拐过箭楼，政治部副主任肖华掀开车窗帘透气，恰在此时，一名靠墙兜售香烟的小贩撞进了视线。那张面孔只一闪，他的心跳却骤然加速。七年前那场震惊冀鲁边区的流血夜，埋在记忆最深处，再度翻卷而出。
汽车刹住。肖华带着警卫走过去，小贩还没抬头，熟练地递出半包“白沙”。“老总，来两包？”语气谄媚。肖华低声答了一句：“潘特，还认得我吗？”短短十三个字，像锤头一样砸下，小贩的膝盖直接软到地上。街边行人不知缘由，只觉得酷暑里忽然吹来一股寒风。
潘特的出现，为一桩久拖未决的案子画上句号。要弄清这七年的追缉为何艰难，得回到1943年6月30日那天。大赵村，黄骅主持军区会议，子弹突然撕裂静默。带队行凶的正是冯冠奎，枪响后他与十余名同伙横扫会场，黄骅及七位干部殉难，四人重伤，血迹溅到土墙上久久不干。那间土屋，从此成为冀鲁边区最痛的记忆。
消息传到115师师部，罗荣桓神情铁青，肖华则紧握案头那支钢笔，笔尖被捏得变形。敌情侦破科很快锁定幕后指向：军区司令邢仁甫。此人出身马家军旧部，野心大、心眼多，早将组织视作“资本”，而黄骅恰恰是挡路巨石。邢仁甫调往延安之令一下，他便动了杀机，策动心腹密谋夺命。
行刺成功后，邢仁甫装作“悲恸”，口口声声要“雪耻”。可短短半月，他已联系独立团长冯鼎平，诱其弃暗投明。冯鼎平差点跟着跑，却被营长们当面劝醒，最终摁下良知底线，写下密报火速递往师部。抓捕方案随即启动，却在毕家王文村功亏一篑：特务王爱芝三枪示警，黑夜里邢仁甫溜掉。
从那天起，肖华兜里常揣一张名单：邢仁甫、冯冠奎、潘特、陈二虎、杨铮候、刘永生、邢朝兴。追兵一波接一波，名单却迟迟划不完。冯冠奎投靠日军后，被毒酒送上黄泉；陈二虎落到张子良手里，进城第一步就摔进埋伏；杨铮候、邢朝兴战败被俘；刘永生逃到广西仍被清剿。最顽固的潘特，仿佛蒸发，留下数十条死胡同。夜半查档案时，肖华常自言自语：“潘特去哪儿？”
值得一提的是，邢仁甫的下场同样凄凉。1945年秋，他把冀鲁边各类布防资料一股脑奉给日军，只换来津南伪军司令的空头头衔；抗战胜利后又向国民党献媚。1949年1月天津解放，他被第三野战军俘虏。河北盐山万人公审，子弹结束了叛徒的一生。可公堂上，潘特仍未现身，这成了整个案件的最后缺口。
新中国成立后，军中旧事堆积如山，肖华手里的那张名单却始终放在抽屉最上层。无论调到哪儿，名单跟到哪儿。很多同僚说潘特也许早已改名南逃，甚至死在乱军中，但肖华偏不信——行刺小组里，潘特是唯一懂得伪装的“冷面子”，活下来的机会最大。
事实证明判断没错。1950年，潘特果然混进北京城，以小贩身份度日。被认出来的那一刻，他想跑，却被自己的腿出卖，只能跪在地上。简短审讯后，部队根据肖华提供的口供比对指纹，终结案卷。黄骅烈士血债，至此一并偿清。
案件告结后，华北地区召开追悼大会，烈士遗骸移葬在盐山南麓，四周松柏种成一片。随后，党中央批准罗荣桓的建议，将新海县改名为黄骅县，日后又升格为黄骅市。那面刻着“黄骅”两字的青石碑屹立在城区东侧，成为后人最直观的历史坐标。
2007年6月27日，黄骅的独生女刘鲁彬踏上家乡土地。她并没有想过，父亲离世六十五年后还能得到万人夹道的迎接。站在洪昌湖畔，她看着湖水发呆，突然轻声问陪同干部：“父亲喜欢这片水吗？”对方愣了几秒，低声回了一句：“喜欢，他那年说过，这里像远方的延河。”一句话随风散在水面，刘鲁彬抬手擦了擦眼角，没有再说什么。
大赵村旧址如今已看不到当年弹痕，烈士墓旁的老柳树却在风里发出哗啦声。对于追根溯源的人来说，历史不是纸上谈兵，它是留在砖缝里的铁锈味，也是七年追缉路上的夜半灯火。当初的名单如今已成档案馆里一卷发黄文件，可每次提到“黄骅”二字，冀鲁边的老兵仍会停下话头，脸上写满敬意——那些看似微小的拼命，汇聚成后来无法抹去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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