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6月初，成渝铁路沿线的站台上到处是背着口袋的旅客。凌晨四点，列车哐啷驶入重庆北碚，车门刚打开，身着一袭黑色八路军式服装的中年男子率先跨下车梯。小站的执勤员盯了一眼袖口上的“八一”红星，又看了看那刺目的黑色布料，一时摸不清来人身份，只得敬礼。同行的乘客低声议论：“那不是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吗？这怎么穿成这样？”短短几句耳语，却已经透露出这位开国上将复杂的心绪——他正从“最熟悉的战场”走向“最陌生的岗位”。
此刻距他得到转业通知已过去整整三个半月。3月中旬，总政干部部送来一纸调令，措辞客气却干脆：建议邓华转业地方，“具体去向，中央再议”。除了简单两行字，没有任何注明背景的说明。信件放在书桌上整整一天，直到夜深人静，邓华才拿起钢笔在下方签字——几十年军旅生涯教会他，一个指挥员首先是服从者。可签完字，他把军装脱下，交给妻子李玉芝，丢下一句：“去染坊，统统染黑。”李玉芝愣住。“非黑不可？”邓华点头：“黑色，看着痛快。”
为什么痛快？公开文件里找不到答案，日记和口述材料却留下一些线索。志愿军回国后，高级将领的安置方案一再调整，部队精简、裁军、统编，十几位兵团司令员相继离开军队，素来低调的邓华当然也明白政策。但他反复对熟人讲：“不能就这么走，至少让我把抗美援朝的战场结论写完，再走。”报告刚完成一半，调令就来了。染黑军装的举动，是无声的抵触，也是对尚未封存记忆的留恋。
6月4日，列车抵达成都站。站台上站着四川省政府秘书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两人迎上前寒暄：“欢迎邓副省长。”礼节很周全，客套却显得生硬。外人不知道，邓华清楚自己那“副省长”头衔不过是条“分管农机”的虚职。李井泉几天后在金牛坝会见邓华时说得坦率：“农机厅长是省委常委，你多配合。”话外之意，主事人另有其人。邓华只回答一句：“既来之，则安之。”语速很平，但眉间不难看出失落。
成都的第一印象并不友好。三年自然灾害刚刚滑入最艰危的谷底，街面门板紧闭，米价一天一个样，连锦江水面都有些萧瑟。邓华对秘书感慨：“蜀道难，不在山而在百姓的肚皮。”这句带些口语味的感叹，既揭示现实窘迫，也流露忧虑——他被安排抓农机，偏偏农机最需粮油配额与能源保障，四川又是缺油少煤大省，如何干得开？坊间有人评论：“邓华打仗是好手，种田怕是两眼一抹黑。”这种议论传到邓华耳中，他并不恼，但立刻跑新华书店抱回一摞技术手册，边看边圈重点，随身笔记很快记满两本。
7月，省委在温江召开全省农机现场会。会场旁边陈列一排拖拉机，多是苏制“斯大林-54”，零件缺口大，机油也供应不上。会上邓华只说两句话：“设备缺得可以想办法，操作员心里没底才要命。”随后，他直接把机务连退役的老兵调来办培训班，用最笨的办法拆机包教包会。三个月后，培训班走出260名机手，虽谈不上大业绩，但至少让现场会不至于空喊口号。会务结束那天，几位农机站技术员悄悄议论：“当官的不少，肯蹲在油泥里拧螺丝的，就见着这一个。”
外界看见的是副省长的敬业，可极少人知道邓华夜里常伏案写回忆录。抗美援朝后两年，他奉命起草志愿军正面突击战术总结，手稿厚达近50万字。转业前半月，这稿堆在延安路宿舍。临走他不肯丢，硬是把全部手稿塞进木箱，拖到成都前卫街44号新居。每晚熄灯后，他点一盏煤油灯，对照旧档案修订。“长津湖夜袭温度零下38℃；38军112师‘双龙-松峰’穿插，日行军87公里”，这些数据他要一条条核实，怕的是后人误读战史。有人提醒：“地方事务忙不过来，还是先收起笔吧。”他苦笑：“刀口舔血的事总得有人说清。”
1961年春，中央再次调整干部，将部分曾担任兵团司令的同志调回军队担任军级职务。名单报到西南局，最初并未包括邓华。此时的邓华一边筹划农机试点，一边关注北京动态。老战友罗瑞卿来电：“情况有变，或许很快生效，做好行装。”电话只有短短一句，却让前卫街小院忙碌起来。李玉芝劝丈夫：“这回别再染黑衣裳，守着家里布票不容易。”邓华摆摆手：“黑色也挺好，省得再花钱。”
正月十五刚过，成都下了一场细雨，空气里尽是潮湿泥香。邓华带儿子邓贤诗游桂湖。园子里的荷叶枯萎，一片灰败。升庵祠前，两代探花的故事让少年好奇：“父子同朝被贬，是不是太冤？”邓华摸了摸石栏：“仕途有起落，志气不能塌。”说完，他突然把话题转到《明史》体例，叮嘱儿子：“史书写人，贵在真实。不能随便涂黑，也不能随意添彩。”这一席话似随口碎语，却是将自己眼下的尴尬浓缩成一句忠告。
5月初，调令终于从北京飞抵成都：邓华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回京报到。四川省委召开欢送会，一众厅局长轮流敬酒。席上有人半真半假地打趣：“邓副省长这身黑装，是蜀中一景。”邓华笑得豪爽：“黑色好洗，省心。”但在场的老干部都明白，三年里这套黑军装像一面镜子，映出一位久经战火的将领对军队的眷恋与对现实的克制。
离川那天，老伙计开车送到火车北站。临别前邓华回头望了望站前广场，雨雾笼罩，纤尘不动。他没有发表离职感言，也没有留下豪言壮语。火车启动，车窗里那抹黑色渐渐被蒸汽吞没，留在川西盆地的，只剩安静的雨声和一段未竟的农机规划。
后来人翻阅档案，常被那份“黑军装”记录吸引。有人说是情绪化举动，有人说是另类抗议，也有人说是军人骄傲的自我标记。无论怎么解释，1960年的这场“染黑”事件都刻下了一个时代的侧影：当国家进入经济极度困难期，军队、地方、个人的选择交织在一处，犹如斑驳底片。邓华曾对随员打趣：“要是把军装全染黑，前线的泥巴也就看不出来了。”一句玩笑，也算道明了他对自己半生枪火的看重与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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