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16日拂晓，山海关城头的最后一簇火光熄灭，七师余部踏着结霜的枕木向西撤离。冷风直往棉衣缝隙里钻，很多战士连棉衣都没有，步子却迈得飞快——身后，是国民党第13军密集的追击炮火。
两天前，这座被称作“天下第一关”的要塞还在杨国夫手里。对于东北民主联军来说，守住它等于堵住了蒋介石陆路入关的咽喉；对杜聿明而言，拿下它则意味着精锐部队可以沿铁路线连夜北上。双方都清楚，一旦山海关易手，整个东北的局面就会跟着翻转。
时间稍稍往前拨。8月末，冀热辽军区部队在苏军炮火配合下进驻山海关，随后又接连夺取锦州、沈阳。此时东北尚无成建制的我军集团，部队虽然打下大片城镇，却面临“七无”——无粮、无棉、无药、无炮，甚至连统一的指令链都刚刚搭起。
国民党方面同样仓促。杜聿明10月中从重庆飞往营口，本想与赤塔方面协商接收，却发现民主联军已捷足先登。他只得折返，催促蒋介石调美国运输船，用最快速度把13军和52军送到秦皇岛。舰队分批靠岸，石觉、赵逸峰的部队一落地就得令：先探山海关虚实。
11月初，石觉率13军外围试探，遭到守关部队一次夜袭，吃了不小的亏。那晚，杨国夫指挥六千渤海老兵捆起炸药包，“轰隆”连响，把对手听得心惊胆寒。石觉退到秦皇岛修整时，把战况夸大为“十分钟整座村子化为焦土”，连杜聿明都皱起眉头。
杜聿明不信邪。11日，他亲赴前线查看弹坑，发现全是手榴弹炸出的浅坑，火力顶多营级。于是他调集54师侧后包抄、25师截断退路，扬言三天拿下山海关。对七师来说，这是典型的强攻阵地战，而他们最擅长的却是游击战。
15日清晨，敌军炮声压住了城墙上所有回敬的枪响。七师弹药见底，卫生员甚至把空药筒灌进沙子充数。徐斌洲、龙书金接连建议撤出要塞，“再守就全搭进去了”。杨国夫咬牙硬撑，上午竟然顶住三波冲锋。可到了夜里，几处制高点先后失守，形势已无法逆转。
16日凌晨，山海关防线崩溃。杨国夫命部队分批突围，自己断后。天亮时，城楼上挂起了13军军旗。山海关丢失的电报飞向哈尔滨，也直达延安。桌案旁，电报纸被翻来覆去：“立即夺回山海关，坚守一周！”这是毛主席当晚发出的简短指示。
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司令员李运昌收到电报后，迅速复讯：“山海关附近我军仅万余人，装备落后，恐难完成任务。”这句“恐难”并非推诿，而是冷冰冰的现实：锦州、西南方向国民党重兵压境，铁路、港口又在对方手里，强行反攻就是硬碰硬。
电报往返间，东总也在盘算。黄克诚、梁兴初两路正在集结，若贸然反攻，很可能把本来就贫瘠的兵力耗光。18日，中共中央批准暂缓夺关，七师与冀热辽、山东各部一律后撤锦西、黑山一线，避其锋芒，再图运动战。
杜聿明得手后士气大振，不到十天连占绥中、兴城、锦西。他打算乘胜攻阜新，切断我军联系蒙东的走廊。可刚越过锦州城郊，又被黄克诚设伏咬了一口——89师仓促出城追击，结果在高桥、千家寨遭到迎头痛击，丢下百余具尸体狼狈退回。
这一咬来得突然，却没能挽回山海关。黄克诚深知，锦州西北空旷，硬顶只能耗命，于是夜间悄然移师北撤。13军追出十几公里，再次扑空。前后折腾，杜聿明既没抓住主力，也没摸透我军虚实，只好放慢节奏。对东北民主联军来说，这短短二十多天，等于生生挤出一次喘息的空挡。
山海关再也不是孤立的城门，而是国共两条战略思路的分水岭。国民党要用铁路加海运，将内线优势变成兵力优势；民主联军则要把平原阵地战拉成山区、平原交错的运动战。杨国夫虽然没能守住关隘，却用一夜手榴弹把对手心理拉回现实，也让中央看清火力缺口的严重。
自此以后，民主联军在东北的作战基调彻底改变。主力分批退出大城市，转入黑山、通辽、辽河口一带，建立根据地，再凭铁路枢纽把敌人切成数段。半年后，山海关仍在国民党手里，但锦葫线两侧已有数万新扩兵源，轻重火炮陆续就位。一个全新的力量天平，正在悄悄倾斜。
杜聿明再见到山海关城楼时，已是1948年辽沈会战前夜。这一次，他手握二十万大军，却再没踏出山海关一步。回想起三年前那个清晨，谁也没料到，一场貌似普通的丢关与夺关，会成为东北战局的开场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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