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五日的长沙，冷雨敲窗。六十一岁的毛岸青拎着一只旧皮箱，和妻子邵华、儿子毛新宇一同走进容园宾馆。这趟行程，他已惦记多年——第二天是母亲杨开慧诞辰，也是她牺牲整整六十年的忌日，他想回板仓。
雨下得稠密，街道像刷了层亮漆。车子被困在城里，司机劝他们等天晴再走。屋内气氛凝滞，毛岸青倚窗不语，指尖一遍遍摩挲着那张旧照片的边角。邵华轻声劝他：“天一停咱们就出发，好吗？”他只点了点头。
吃过午饭，雨势仍未减。毛岸青忽然合上雨伞，迈步到门口，回身一句：“走吧，不能再拖。”声音不大，却透着决绝。三个小时后，车辆冒雨驶入浏阳河畔，一路泥泞溅满车身，挡不住他归乡的脚步。
抵达板仓，纪念馆青砖黛瓦在水汽中半隐半现。签名簿摊在桌上，他提笔写下“杨岸青”。旁人愣了神，以为写错姓氏。其实这是他幼时随母使用的名字“杨永寿”的延续，对母亲血脉的眷恋在这一刻无声爆发。
踏进老屋，木梁灰旧，却仍能辨出当年的布置。灶膛、火塘、竹椅，要什么没什么，可记忆却滚烫。讲解员推门示意他：“您小时候常睡这张床。”邵华打趣：“说不定那时你还在这儿尿过床呢。”众人笑了，他抬头应和，却掩不住眼角的泪光。
转过回廊，墙上悬着那幅熟悉的合影：母亲左手牵着岸英，右臂抱着襁褓中的他。相片边缘留出大片空白，原本属于毛泽东的位置缺席。这是党中央当年的保密规定，领导人不得拍照存档。于是，全家福自此成了“缺一角”的永恒。毛岸青定定看着，肩膀微颤，泪流不止。
照片让他想起七十年前的上海。那时，父亲主持工作，母亲誊写文件、讲夜校，兄弟俩在弄堂追逐。短暂的天伦，被一九二七年的腥风血雨撕裂。大革命失败后，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辗转回到板仓，从事地下斗争，丈夫则已奔赴井冈山。
一九三〇年夏，敌军四处搜捕“湖南第一要犯”的家眷。杨开慧被捕那夜，土门暗巷火把摇曳，范觐溪带着枪闯进院子。幼小的岸青被惊醒，听见哥哥哭喊“妈妈别走”，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被押走。半年后，长沙浏河门外，二十九岁的杨开慧英勇就义。那年，他只有七岁。
自此兄弟流亡。饥饿、流弹、惊梦，一次颅伤更把他推向癫痫的深渊。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中宣部做翻译，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就是他译的。可一九五〇年，长兄岸英在朝鲜的牺牲再次撕裂他的神经。他精神崩溃，被送往莫斯科治疗。得知消息的毛泽东夜不能寐，给驻苏代表团连发急电：“务必照料好岸青。”
多年前，大连疗养院的夜谈，父子俩并肩坐在海风里。岸青低声道：“昨晚梦见妈妈，她让我练好字。”毛泽东默默抽烟，良久，递过一页信笺。上面写着那首后来传遍大江南北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字迹苍劲，墨色未干，字里行间满是无法言说的思念。
再回到一九九〇年的板仓。杨开慧六米高的花岗岩雕像已在村口矗立，基座刻着“骄杨”二字。挑选石料时，毛岸青特意选了与首都纪念堂毛主席像同脉的青白石，他说：“母亲该和父亲站在一处。”揭幕那天，他把花圈丝带上的字打印了又改，力求端正。雨丝落在肩头，他却不肯撑伞。
短短几天行程，他几乎走遍母亲曾踏过的泥路。村里老人围上来递烟：“岸青啊，回家就好。”他连声道谢，面庞泛红。离别前，他久久伫立在雕像前，仰望母亲微笑的面庞，像个快要远行的小孩，迟迟不肯转身。
此后，病体日渐沉重的他再未能来湘。二〇〇七年春天，医院病房灯光雪白，他嘱托邵华：“以后咱俩跟妈妈合葬。”一年后，邵华亦溘然长逝。二〇〇八年十二月，毛新宇遵父母遗愿，把两位老人的骨灰葬入烈士陵园。松风作响，墓碑前紫薇花开，母子终于相聚。
二〇一〇年冬，岸英烈士塑像在园内揭幕。至此，杨家老屋的三兄弟、母亲、外祖父母，俱在故土守望。那张缺了父亲的照片，仍陈列在玻璃柜里。游客驻足时，总会听到讲解员轻声补上一句：那天，拍照的师傅按下快门，他们原本相信，分别只是暂时；可岁月倏忽，半个世纪之后，才等来这一场迟到的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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