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特意带着7岁的儿子小宇回邵阳老家过年，想让他感受乡下热闹的年味。刚到爷爷家放下行李，我大哥、二哥、四哥家的6个侄子，从十几岁到二十岁不等，就一窝蜂地围了上来，笑嘻嘻地堵住小宇。
“小宇弟弟，从深圳回来啦？听说深圳红包都是几千上万的哦！”
“对啊，小叔，你可是咱们村在深圳的‘大人物’，今年给小宇准备了大红包吧？也给我们这些哥哥们沾沾喜气呗！”
“要求不高，我们6个人，一人一个一千块的‘深圳牌’红包，不过分吧？不然你这深圳老板回村，多没面子！”
他们半开玩笑半起哄地伸出手，眼神里却没有多少晚辈对长辈的尊敬，更像是一种对“土豪返乡”的理所当然的索要。小宇被这阵势吓得直往我身后躲。
我皱了皱眉，尽量平和地说：“红包是份心意，图个吉利。你们都是哥哥，应该给小宇红包才对，怎么反过来要了？” 最大的那个侄子撇撇嘴：“小叔，你这就不懂了吧！现在流行‘反向压岁钱’，谁赚得多谁发！你在深圳赚大钱，给我们发红包是应该的，也是帮我们‘催财’啊！快点嘛，我们都等着呢！”
当传统的压岁钱习俗，异化成对所谓“成功者”的公开围猎和情感绑架时，节日的温情便荡然无存。 他们的父母，我的堂兄堂嫂们，就在不远处笑着看，丝毫没有制止的意思，仿佛这是一种默许的“规矩”。我感受到的不是亲情的温暖，而是被架在火上烤的尴尬。
我没有满足他们每人一千的要求。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装着两百元的标准红包，递给每个侄子，正色道：“在叔这里，红包就是长辈给晚辈的祝福，大小都是心意。你们的心意叔领了，但‘按财力发红包’这个规矩，在我这不成立。想要更多，等你们将来靠自己本事赚。” 侄子们接过薄薄的红包，脸上写满了失望和不屑，一哄而散。这个插曲，让接下来的家族聚会都弥漫着一丝微妙的尴尬。我知道，在有些人眼里，我大概又成了“小气”、“不开面”的城里人。
带城市孩子回乡过年，遭遇子侄辈集体索要高额“面子红包”，且其父母默许，你会为了场面好看而满足他们，还是坚持红包的本意，不怕被说小气？当乡村的人情往来变成对城市亲戚的“打土豪”，该如何应对？友友，评论区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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