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专列驶进邯郸。车厢里暖气很足，毛主席却推开窗，让一股冷风卷进来。他望着华北平畴，对身旁的河北省委负责人忽然发问：“平山县这两年水稻亩产多少？”对方愣了几秒，忙翻看随身资料。这样的提问，在那趟行程中反复出现，名字总绕不开一个地方——西柏坡。

许多人以为，西柏坡只是革命年代的一个临时指挥所。可对毛主席而言，那是一段极难割舍的岁月。1948年5月，他率中央进驻村口，群众自发迎接，他仍记得那些夹杂着苦难与淳朴的笑脸。其中最顽皮、也最让他牵挂的，是村支书家的小姑娘“小樱子”。

初见那年，小樱子十二岁。一篮子新打下的红枣被她捧到案前，稚气未脱却懂礼数：“毛主席，祝您生日快乐！”她顺手把篮子抽走：“送枣，不送篮，明年还得装新的来。”屋里一阵哄笑，毛主席也乐得合不拢嘴。就是这份童真，成为他惦念西柏坡的一道别样风景。

那阵子，毛主席每天要批示作战电报，还抽空走村串户，注意力总被田里的庄稼牵走。一次他发现当地农民水稻直播，亩产仅两石多。他蹲在田埂上，比划插秧动作：“先育秧，再插秧，苗壮，产量能翻几倍。”老人听懂后连声应，可真要改，也得靠组织出面。后来中央工委专门派技术员驻村，插秧法渐渐铺开，五十年代初西柏坡亩产已逼近七百斤。每逢听到汇报，毛主席嘴角的笑意总是掩不住。

但他也明白，制度改变之外，人情的牵绊更让人难忘。1949年10月，他把小樱子父女接到北平，登上天安门城楼。国歌奏起的时候，小女孩攥住他的袖口，眼里满是惊奇。那画面，老人后来数次提及：“一个孩子，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国家诞生，是什麽感觉？我从她的眼睛里看见了。”

新中国成立后，西柏坡逐渐回归平静。小樱子成了“樱娘”，1960年远嫁北京延庆，生活并不宽裕。为补贴家用，她背着当年那只旧竹篮进城卖鸡蛋，没少被人误认成进城探亲的农村大嫂。可那只篮子，她一直舍不得换。问起缘由，她只说：“城墙根儿大风，篮子压手不跑，老主席见过它，我也就踏实。”

1972年，老支书病重，“要是还能见主席一面就好了。”老人颤巍巍嘱托。樱娘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直到1975年12月26日，阴历腊月初四，她踏着冰碴，一步步走向中南海门岗。怀里仍是那口竹篮，只是枣换成了山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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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我找毛主席。”守门战士看她衣衫单薄，婉转劝离。她不退，抬手报出一串名字：“李银桥知道我，叶子龙也认得，毛主席喊我小樱子。”战士将信将疑，只好去通报。屋里，老人正闭目养神，听到“小樱子”三个字，眼皮猛地一抬：“快请进来，要有礼貌。”

樱娘脚刚迈进病房，膝盖便软，扑通跪下，泪如泉涌：“爹，我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示意警卫搀起她，声音已经沙哑，却依旧带着湖南腔：“闺女，这些年过得怎样？”樱娘抽泣：“家里收成不济，前些年洪水，种什么都赔，人心都灰了。”病榻上的老人眉心紧锁，沉默良久才说：“记住，困难是暂时的，山拦不住水，办法总比问题多。”

那天傍晚，他让人把寿宴里最好的鲤鱼、扣肉端上来，请她同桌。岁月把少女变成农妇，却带不走一份真情。吃到一半，樱娘悄悄把竹篮推到床头，轻声说：“主席，还是老规矩，送果子不送篮。”老人伸手抚摸篮沿，指尖微微颤抖，像在摸一段旧日时光。

第二日清晨，樱娘准备告辞。毛主席叮嘱值班人员给她备车、送路费，并要秘书把河北近期灾情资料取来。送别时他笑道：“等身体好转，咱们再回西柏坡看看。”话音不重，却透着坚定。可惜命运不肯多给时间。九个月后，他在北京与世长辞，那趟返乡之约终未成行。

多年后，政策春风吹到太行深处，西柏坡稻田再添绿浪，樱娘在延庆开起养鸡场，收入稳步上涨。1984年国庆，她以农民代表身份再登天安门。城楼风大，她用手按住帽檐，目光越过金水桥，遥想那双曾经握过她小手的温暖大手，沉默良久，把头轻轻点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