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的一个清晨，长安街头的公交车刚发第一班，司机老王还在嘟囔油价，车上的收音机里却反复播送一条消息：朝阳区检察机关正加紧侦办一起公用系统经济案件。乘客们听得迷糊，可知情人心里清楚，暗中被盯上的正是那位头顶“局长”光环、出身农家的马学亮。
时间得再往前拨两年。1983年3月，北京市人大选举陈希同为市长。新班子人选难免牵动各方目光，名单递上来后，陈希同在一页纸上圈了马学亮的名字。据说他淡淡地说了一句：“基层出身，办事接地气。”一句话，决定了马学亮的人生拐点。
彼时马学亮五十三岁，只念过中专，几十年煤气管网的行当摸得门清。履新之初，他骑着旧吉普跑遍几个管线老化的小区，亲自拧阀门查漏气。老住户觉得这局长不错，口碑一时传开。然而，外表的朴实没有挡住金钱的诱惑，危险的缺口却是在一次“创收讨论会”里被撬开的。
1985年10月，煤气公司管网所开会研究搞活经济。所长梁国安和党支部书记黄玉乾散会后猫进小楼，达成一条暗线：借壳成立“和平煤气工程公司”，变“三无”为“有利”。计划要落地，离不开主管局长的签字。黄梁二人很快盯上马学亮，攻心先攻胃，饭桌连摆半月。
糖衣炮弹的火力惊人。几顿海参鱼翅下肚，加上一只塞满现金的牛皮纸袋，马学亮把原先拖了一个月的申请报告改了朱批：同意，更名“和平”，自己挂名名誉董事长。公章落下，局长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也随之倒塌。
公司挂牌第一天，剪彩的红绸刚落，马学亮挥笔写下“兴旺发达”四个字。有人说那一刻他神采飞扬，也有人注意到他眉梢一闪而过的慌张。很快，和平公司借局长招牌接下北京电线厂燃气管线工程。原本8.8万元的预算，被黄玉乾硬生生抬到近十二万。电线厂不同意，僵局里马学亮出面“调解”。一句“行业规范”把对方噎得无话，工程就此成交。
类似的操作接二连三。半年内，和平公司账面盈利翻番，暗中的“分红”更是流向马学亮家。为了掩人耳目，黄玉乾把一份真实账本锁在办公室角落，外账则删除了所有敏感姓名。自认为天衣无缝的安排，却在另一桩行贿案中突然露底。
1985年7月12日，朝阳区检察院侦办田文和受贿案时，查出田与黄玉乾有巨额往来。顺藤摸瓜，黄玉乾当场落网。深夜审讯里，他放弃抵抗，把和平公司黑账和“局长受贿”一口气抖了个干净。从此，马学亮被写进案卷，只剩抓捕时机。
四个月后，一辆检察院警车停在市政府大楼前。办案人员直奔公用局。敲门、核对身份、出示逮捕证，一切流程不带停顿。给马学亮的签字处，他的手抖到笔迹歪斜。楼道里同事远远望见，没人敢上前寒暄。
关进看守所的最初几天，他拒不交代，嘴里只剩一句话：“这事陈市长心里都有数。”妄图以提拔者作护身符。但检察人员摊开那本密密麻麻的“礼单”，冷声回应：“事实面前，任何人都无权插手。”短短两句对话，道破了他的幻想。
证据越来越多：3300元现金、成箱洋酒、数台日系电器，甚至连一笔假报销的三万元“交通费”都被翻了出来。审讯室的灯光下，马学亮终于垂头，他承认自1985年1月至7月多次收贿，并为和平公司违规承揽工程提供便利。
1986年3月29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旁听席里挤满了曾被他敲诈的煤气用户，还有几十位公用系统职工。宣判声落地：贪污罪、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并罚，有期徒刑六年，没收全部非法所得。法槌敲响的那一刻，马学亮面无表情，仿佛终于意识到再无退路。
同案九名领导干部分别被判刑或撤职。和平公司瓦解，欠款按流程清算。公用系统随后启动大规模审计，凡涉“人情工程”一律停办。消息传开，不少百姓在家门口贴出告示，提醒施工队“先备案再开工”，免得留下安全隐患——曾经的腐败阴影，化成了人们对规矩的格外敏感。
值得一提的是，此案公布后，市里再次明确：任何单位不得“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灰色地带被连根拔起。曾经的局长桂冠，如今成了反面教材，一张警示海报长期挂在公用局醒目位置。新进干部培训时，总有人指着那张海报低声议论，故事已经尘埃落定，背后的警钟却从未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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