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下旬，重庆桂园的灯光把客厅照得通明。临近午夜，代表团成员还围坐在一起商谈。郭沫若看到毛主席抬腕看时间，却空空如也，便爽快地摘下自己的瑞士怀表，“主席，带上它，出门在外总得掌握分秒。”一句随口关心，却让那只表陪伴毛主席整整十六年。

时间转到1961年7月17日。庐山脚下云雾翻滚，第二次庐山会议正在进行。会议间隙，毛主席提出晚上在山上的小教堂办一场舞会，理由简单——大家需要透口气。参加会议的中央负责同志与从各地赶来的文艺工作者欢声笑语涌进了石砌的礼堂，圆拱窗外传来松涛声，室内却是探戈与华尔兹的节拍。

江西农垦文工团被邀请来献艺。22岁的邢韵声穿着一袭浅蓝连衣裙，站在乐手旁边做准备。她曾在1949年随上海儿童艺术剧院南下演出，1950年后又随团赴各地劳军，舞台经验丰富，举手投足自带光彩。毛主席早在白天的联欢彩排时便注意到这个姑娘，亲切地唤她“小邢”，让她紧张又兴奋。

当一曲《伏尔加船夫曲》响起，毛主席向她伸出了手。对面那位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的老人，高大身形轻松地踏着舞步。邢韵声很快放松下来，却在转身时瞥见主席腕上那只旧表。蓝钢表针磨损严重，玻璃镜面已有细小裂痕。她惊讶地想着：“这还是十多年前得到的那块吗？”舞曲结束，她忍不住问出口：“主席，这表都快看不清刻度了，怎么不换一只？”

毛主席笑了笑，语气温和，“这块表陪我走过不少风雨，换不得呐。”接着，他简单回忆了当年重庆谈判时郭沫若递表的情形。“那时形势紧张，天天谈判，时间不能差分秒。郭老送了我这只表，我一直留着。”一句话，像是翻开了一页尘封史册。

邢韵声听得认真，心里却生出一个念头。舞会告一段落后，她快步走到角落，把自己那只上海牌手表取了下来。这块手表是她1959年随团赴苏联演出时，从莫斯科百货大楼选购的，钢壳闪亮，指针分明。她握着表走到毛主席面前，微微屈身递过去：“主席，这是给您的。只有一个小小请求——希望您别忘记江西老表，也别忘记我这个普通演员。”

“你是个大方人哪！”毛主席笑声朗朗，接过手表，又把那只旧表轻轻放入口袋。随后，他招手让工作人员取来纸笔，俯身写下七律《长征》中的两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落款“韵声同志存念”，一气呵成。现场顿时安静，灯影下的字迹苍劲有力，像山间奔涌的瀑布。邢韵声双手接过，眼眶微红，却仍笑得灿烂。

这场看似偶然的礼物交换，其实映射出那一代人特有的质朴与豁达。毛主席留旧表，是对战斗岁月的念想；邢韵声献新表，是对领袖的敬意与赤诚。彼时的中国，刚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国家百废待兴。领导人与普通文艺工作者同场共舞，本身就是一种“同甘共苦”的注脚。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对跳舞的热情由来已久。延安枣园的窑洞里，他常与警卫员练维也纳华尔兹；1957年在中南海，他请到访的波兰女作家舒姆斯卡跳了一曲波尔卡；到庐山，他看重的是舞步背后的放松——紧张的政治生活里，他希望大家保持活力。

而关于手表，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普及。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全国年产不足万只，多数是进口或军用；直到1958年，天津手表厂和上海手表厂才开始批量生产。邢韵声能买到上海牌手表，本身就已稀罕。一只手表，在那个年代不只是计时工具，更象征着对未来的信心。她把它交给毛主席，也像是把个人的希望托付给领袖。

几个月后，邢韵声回到南昌，带着毛主席赠诗的字幅。团里演出前，她把诗挂在排练厅的墙上，队员们围过去齐声朗读。年轻的鼓手感慨，“长征那么苦，主席都走过来了，咱排练这点辛苦算啥？”几句玩笑，却让演出多了股子冲劲。

毛主席则在随后的行程里，腕上常见那只闪亮的新表。有知情的工作人员说，主席对它格外爱惜，每隔几天都会让礼宾人员上发条，生怕停摆。旧表被珍藏进木匣，连同过去的记忆一并封存。

1964年，邢韵声随团进京演出，再次获邀到中南海做客。毛主席见到她，朗声道：“江西的老表来了！”一句轻松问候，让她当场笑出声，也印证了当年舞会上的那个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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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过去，这段“手表与诗”的故事在文工团内部口耳相传。有人感叹它的浪漫，也有人从中看到那代人相处的坦荡。历史并不总是恢宏叙事里冰冷的年份，也有这样温暖的瞬间：一只陪伴领袖的旧表，一位年轻演员的随手相赠，以及纸上疾书的两句诗，交织成时代背后鲜活的侧影。

如今再翻阅1961年的会议记录，人们更容易关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却常忽略会议间隙的那些细节。正是这些日常片段，勾勒出人物的另一面，也让后世得以窥见那段岁月的温度。

一段旋律，一只手表，一张字幅，当时亲历者或已鬓生华发，但记忆里的舞步和诗句，依旧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