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五月的傍晚，夷陵区江风猎猎，73岁的王任重站在葛洲坝工地的脚手架上，抬头望见浑黄江水撞击围堰，浪头高过人的肩。他把安全帽往后推了推，对身旁的技术员低声说了一句：“这股劲儿，要是早些攒到三峡去就好了。”那一年，他刚刚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第一趟外出便直奔长江。
彼时的王任重，离一九五四年那场刻骨铭心的洪水已过去二十五年。那年六月，武汉关水位几乎天天刷新纪录，最高冲到二十九点七三米，比一九三一年的决口线还高出两米多。三十三个不见太阳的日夜，把武汉逼到生死线上。王任重以省委一把手身份坐镇江堤，日夜不离。电话里，他只丢下一句：“堤在，人就在。”随后奔赴汉口江滩。
这场洪水吞噬了三万多条生命，也把“治长江”四个字深深刻进了他的心。退水后，江滩一片淤泥，王任重踩着烂泥回望城里，被洪水打皱的街巷像一道无声的问号：如果再来一次，湖北靠什么挡？
追根溯源，他翻到孙中山一九一九年的《建国方略》，又把四十年代潘绥、萨凡奇的勘察报告从档案里捞出来。报告粗糙，却亮出一句关键判断——三峡是长江天然“闸门”。从那时起，“必须修大坝”的念头在他心头扎根。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总理逆流考察三峡，夜里仍召集百余位专家连轴讨论。会后，周总理向毛泽东提请“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并点名让王任重跟进前期工作。王任重回汉口的船上，写下简单两行：“若三峡成，百年忧可解。”然而，国家经济形势多次起伏，项目被迫搁置。
进入七十年代末，电力紧缺、洪水警报、航运瓶颈轮番出现。赞成与反对的声音同样高亢：有人担心移民安置，有人质疑沉积物淤积。王任重的态度却始终如一，他在中央会议上摊开手掌：“问题点得再尖锐也好，只要在图纸上解决就成，别把争论拖成新的风险。”
一九八五年，167位政协委员联名“再慎重”，工程被再次按下暂停键。翌年成立的协调小组里，他几乎场场到，会后还拉着年轻技术员在宾馆楼道继续推演流量曲线。技术员劝他休息，他摆摆手：“再熬一会儿，数据对不上，睡了也不踏实。”
一九九一年春节，广州的专家座谈会上，王震突然抬头问：“到底拖还是干？”王任重回答极简：“论证结论写得清楚——早上一班车，晚上班车也能到，但耽误的是乘客。”会场短暂沉默后，几位年长学者点了点头。
一九九二年春，三峡议案正式列入全国“两会”日程，社会各界舆论沸腾。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王任重突发急性心梗住进北京医院。病房里，他拉住到访秘书长的手，只说了两句话：“讨论一定要彻底；能过，我死亦安。”言语平静，却透着多年重负后的决意。
四月三日，人民大会堂红灯高照。表决按钮按下，赞成一千七百余票，决议通过。遗憾的是，王任重未能亲耳听见。他在三月十六日凌晨悄然离世，享年七十六岁。安顿遗体时，家属照他生前嘱托，替他向中央报了平生最后一句话——“工程若成，可告慰英灵。”
一九九二年深秋，他的骨灰被家人带到三斗坪。江面风平浪静，纸船小心承载骨灰和几束山花。有人低声念道：“任重，长江记得你。”船身打了个旋，随波而去。
大坝自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正式开工，二〇〇九年主体竣工。防洪、发电、通航、补水——四张成绩单接连上报。每逢汛期，当年让武汉人夜不能寐的洪峰，被三峡库区削去棱角后稳稳通过下游水文站。有人把实时水位截图贴到王任重旧照旁，照片里的老人微微颔首，仿佛对这数字心知肚明。
必须说明，三峡并非万能钥匙，生态补偿、移民后续、泥沙调度仍在持续修订。但不能忽视的是，千年水患被牢牢纳入工程管理体系，这一根本性转变背后，凝结着数代人几十年的坚持与争论，其中最深的烙印，属于那个在江堤上熬红双眼的湖北第一书记。
有人回溯那段往事时，总爱用“历史选择”来形容三峡立项，其实更贴切的说法或许是：选择来自一次次逼到眼前的涨水线，也来自一群心里放不下长江的人。王任重正是其中最执拗的一位，他曾说，“江水不睡我不睡”。如今大坝已矗立，长江依旧昼夜奔腾，只是浪头到坝前再无往日狂躁，像是记得那位老人临别的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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