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28日凌晨两点，北京西郊机场灯光透亮，专机的涡轮声压得人心口发闷。钱其琛合上了手里的资料袋，深吸一口气——几小时后，他将把中韩即将建交的决定亲口告知朝鲜领导人。

飞机穿过厚厚的云层时，客舱里很安静。有人递上一杯温水，他只轻轻点头。此刻的平壤尚在夜色之中，而不久前的北京，关于如何通报朝方的讨论已拉锯数周。能否顺利完成这一步，关系到未来东北亚的战略格局。

时间线向前拨一年。1991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在汉城召开，钱其琛受命率团参会。这是1945年以来中国外长首次登上韩国土地。机场上，闪光灯密集得像盛夏的萤火，韩方媒体几乎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一句话：“建交能否提速？”

背后隐含的难题众所周知。中朝传统友谊深厚，战火年代并肩作战，两国领导人互称“同志加兄弟”。如果处理不好，会让北方友邻感觉被突然抛下。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提醒：“要和韩国做生意，也要为一个中国原则创造条件，但对朝鲜的顾虑必须全盘考虑。”

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踏上韩国土地；1990年，北京亚运会，朝韩两面旗帜首次同场飘扬；1991年9月17日，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这三步，像是棋盘上谨慎而连续的试探，为下一年夏天的最终决断蓄足了势。

进入1992年，双方谈判突然加速。从2月到6月，北京与汉城代表在三个地点见面，文件草案一页页定稿。日程愈发清晰，也意味着最后那道坎必须跨过去：向朝鲜正式说明。钱其琛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熟悉半岛局势，与朝方高层私交也深。

专机在平壤孙元机场的滑行道停住，迎接队伍只有寥寥数人。往常锣鼓喧天的场景不见了，气氛凝重。钱其琛握住朝鲜外相金永南的手，对方的掌心有点湿。“辛苦了，我们走吧。”一句简单寒暄后，两人登上军用涂装的米—8直升机，机舱温度像蒸笼。螺旋桨的震动中，文件夹在膝头轻微跳动。

半小时后，直升机降落在妙香山脚下的别墅草坪。80岁的金日成已站在门前，身穿浅色中山装。他没有寒暄开场白，而是快步上前，相握的瞬间力度惊人。简短寒暄后，三人落座。

“我知道你此行的用意。”金日成先开口，语调平和却不失魄力，“朝鲜理解中国自主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利。”停顿数秒，他补上一句，“我们会尊重你们的决定，朝中友谊不应受到任何影响。”

钱其琛心中一松，仍保持外交官的克制。随后，他明确说明中国与韩国建交的时间表以及原则：不会涉及任何损害朝鲜正当利益的内容，也绝不动摇中朝之间历经血火铸就的友谊。谈话持续不到二十分钟，却完成了最关键的交底。

走出会客厅，朝方安排的送行程序一切从简。回程直升机仍旧闷热，窗外雨云压顶。金永南低声说：“希望两国友谊历久弥坚。”钱其琛点了点头，只回了一句：“历史会记住今天的坦诚。”

当晚十一点，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29日凌晨五点，中南海内灯火通明，钱其琛向中央主要领导人逐条汇报平壤之行。核心信息只有一句：朝方表示理解。就此，所有悬念消失。

8月24日，中韩两国外长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正式签署《中韩建交公报》。此时，从钱其琛踏足平壤到公报生效，仅过去28天。台下闪光灯此起彼伏，却没有人注意到文件封面左下角那行细字：1992年7月的日期，记录着此前最紧张而关键的几小时。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金日成随后发表对外声明，强调朝中友谊不因第三方关系而改变。很多观察家始料未及，一位年逾八旬的革命元老在敏感时刻表现出的沉稳和通达，为复杂的半岛局势留出了喘息空间。不得不说，这份气度对于当时的形势至关重要。

外交史往往被写成枯燥的公报与电报汇编，其实最动人的时刻常发生在走廊尽头、机舱角落。1992年夏天，北京、汉城、平壤之间的“三角飞行”把利益、情感与战略织成密不可分的网。钱其琛亲赴平壤的身影，金日成一句“理解”的表态，就是那张网最紧要的结扣。

后人翻阅档案时，也许仅能看到几行冰冷文字：某年某月，双方会见，气氛友好。但当年直升机舱内的闷热、会客厅里短暂的沉默、夜航归来时机窗外绵延的华北平原，以及80岁老人那双略显疲惫却仍明亮的眼睛，才真正诠释了何谓外交中的勇气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