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盛夏，西子湖畔的刘庄尤显静谧。窗外蝉声正盛，屋内却是一派轻松气氛。毛泽东端起茶盏，冲着刚进门的矮个汉子笑道：“谭老板来了！”“老板”二字一出，随行的秘书忍不住偷看了来人——这位大眼睛、厚嘴唇，身板不高，却带着股子硬气的人，正是谭震林。当时没人会想到，八年后，这个外号竟会在风雨欲来的华东局势中被频繁提起。
谭震林从来不是循规蹈矩的干部。1927年秋收起义后，他在湘赣大围捕中险些丢命，好不容易循着“郭亮”署名的布告摸上井冈山。第一次见面，毛泽东拍着他的肩膀：“上山当‘震山虎’！”自那以后，“宁折不弯”成了外界对他的共识，脾气爆得狠，却从不藏奸。
抗战时期，他扮成丝绸商，在常州火车站神色自若地递上一包哈德门。伪军信了“谭老板”的身份，一脚把他们放行。正是这样层出不穷的急智，让部队一次次化险为夷，也让“谭老板”这个绰号越叫越响。再后来，华东野战军鏖战、南京渡江，他都是前线总指挥之一，到1952年出任华东局第三书记时，已经成了江南工商业界心底最买账的“活招牌”。
进入北京，他先抓工业，后管农业。外表看似火爆，骨子里却要结果——和地方干部打交道，他常说两句话：“事要干，气要顺。”也因为这脾性，中央开会时，他不愿绕弯子，常常一语戳破窗户纸。有人笑他是“大炮”，他也不生气，只抬手拍拍口袋：“炮里有药，放得响才管用。”
1966年夏天，风向突变。上海造反派打出“夺权”旗号，老资格的柯庆施病逝，局面愈加飘摇。1月里，“一月风暴”爆发，工总司冲进市府，两派对峙，街头喇叭昼夜不停，远在北京的中央神经高度紧张。既要维持生产，又要防止社会面失控，还得顾及国际观察者的目光，最现实的问题便落在“谁去坐镇”。
名单筛来筛去，总理一句话：“谭震林熟门熟路。”这并非应急之词。华东是他旧地；上海资本家多半认他的“老板”面子；部队系统也敬他是打出来的老司令。按常理，任务下达直接由周恩来或政治局两位常委谈就够了，可1967年初却发生了耐人寻味的插曲。
那天夜里，北京已飘了细雪。人民大会堂的灯光从窗缝漏出，谭震林刚收拾文件，身后忽有人喊：“谭副总理，请留步。”扭头一看，是江青。她身旁紧跟陈伯达。等三人坐下，江青先开腔：“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简短一句，把来意点得透彻。谭震林心里咯噔：既然说奉命而来，为何不是总理？对方没给他多想机会。陈伯达补充：“主席希望你去上海，稳定华东。”
“葛惠敏不能同行。”江青紧接着扔下一句。那是谭震林的夫人，老红军，没半点历史问题。谭震林眉梢一挑，语气发沉：“她有什么问题？”双方短暂对视，空气里像结了冰。陈伯达忙岔话：“先讲任务。”会谈以“再等通知”草草收尾，夜已深，谭震林把帽檐压得很低，脚步声在空廖的走廊里显得格外响。
此事并未马上有下文。数日后，江青突然登门，电话先打过去只说“要聊聊”。客厅里，她端着茶，言辞殷勤：“主席一向敬重老同志，盼你多提宝贵意见。”对面夫妇俩互望一眼，仍是不温不火。“嗯。”谭震林轻搭应，既不附和，也不表态。孩子们放学进门，脆声问好，江青弯腰摸摸孩子脸，“多子多福。”气氛这才柔和几分。送别时，窗外天光将收，他的背影已然笃定。
上海最后还是没等到谭老板。中央改派另一位常委南下，而谭震林三月里调去广西“休养”。至1973年才返京，任人大副委员长。六十高龄的他牙口依旧好，开会拍桌子依旧震。“有些话不说难受。”他自嘲。
晚年的他重回井冈山，夜雨里站在黄洋界哨口，随身干部听见他轻声念起：“五十年来奋斗紧，内外妖魔皆扫光。”随即补了一句，“脊梁直了，才好做人。”话音很淡，却有重量。听者心里敲了鼓：当年要是答应下上海之行，或许另一番结局；可若真改了性子，还是那位“谭老板”吗？
岁月流过去，许多细节模糊了，唯有那股倔劲儿留在档案与回忆里。了解他的人常感慨，谭震林的故事像枪膛里的老弹簧，历经千锤仍有弹力。1977年，他写下“小桥流水亦从容”后，把笔一搁，抬头看山——云在脚下飘，雷声远，却不及当年大炮声来得震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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