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北京城的柳絮刚冒头。政治学院的小礼堂里，罗荣桓缓缓扫过会场，目光最终停在名单最末一行：“尹先炳”。会场陷入短暂的静默，副院长低声提醒：“尹先炳的问题还在议论。”罗荣桓放下茶杯，只说了一句：“谁敢说自己没犯过错？”
一句话，把众人噎住。尹先炳此时正在西郊招待所，行李不多，一只旧旅行箱、一把苏式马刀，以及半截折弯的望远镜。自从1955年授衔落空、1956年被开除党籍后，他辗转在总后、装甲兵学院周围打零工，正式编制始终空白。将近三年，没有任何单位愿意为他开介绍信。
回到1950年初夏，尹先炳刚从南京军事学院进修完毕，奉命出任第十六军军长。那一年，他四十岁，肩挑全军首支合成军。两次进中南海受训令，毛泽东在劝诫中屡次提到“慎之又慎”，可惜尹先炳后来因生活作风被点名，前程戛然而止。1953年志愿军大部队换防回国，他随部撤回丹东，仅走完手续便被“暂行待命”。
此后两年，风评一日冷过一日。文件里对他只有一句：“自行反省，脱离领导”。有些老部下想替他说情，却发现根本找不到窗口。那支曾经赫赫有名的十六军，被新的番号取代，谁也不愿触碰往事。
1957年冬天，昆明军区一次座谈会上，老战友潘焱提起剿匪旧事。江边篝火边，尹先炳一句“几个跳蚤，顶不起一床棉被”被大家当成笑话。尹先炳自己也笑，只是笑声干涩。作风问题带来的阴影，比任何枪伤都沉重。
转折点出现在1958年春。国防部收到政治学院调人呈报，名单只有一个名字：尹先炳。有人私下劝罗荣桓再考虑。罗帅不听，挥笔批示：“即办。”那日午后，他在走廊碰到总政干部局干部，对方低声问：“真要用？”罗荣桓背手而立，轻轻叹了一口气：“战场上他从没让党失望。”
5月8日，任命电报抵达西郊招待所。尹先炳拿着发黄的电报反复看，最后只说一句：“总算有地方干活了。”三天后，他穿上一身旧军装，在政治学院报到。大礼堂里，他被安排在第一排，却没敢落座，一直站着。罗荣桓走进来，看见他，主动迎过去：“先炳同志，欢迎。”
会后，一纸任命：院务部部长，大校军衔。那些阻力在这一刻烟消云散。有人不解，院里刚换了一批年轻干部，为什么偏要用一个前科在身的老军长。罗荣桓坦言：“他懂指挥，也懂挫折，这样的人教政治工作更有说服力。”
时间向前拨回1935年。二十六岁的尹先炳在长征途中多次担任后卫，指挥湖西军分区时，他喜欢把作战讲成评书，底下战士听得热血沸腾。1945年10月，刘伯承到一纵视察，随口问他：“一个班能不能啃掉敌人一个军？”尹先炳想都没想，摇头。刘伯承当即点拨“打尾巴、咬辎重”，尹先炳恍然，成为后来游击穿插的活教材。
靠着这股子灵活劲，他在淮海战场上打出名堂。一次围歼国民党整编第六十四师，他半夜亲自摸进敌指挥所，夺电台、断联络，仅用三小时迫使对手弃阵。战后刘伯承拍他肩：“老尹，慢半拍想清楚，再快半拍行动。”这句叮嘱，他记了大半辈子，却没管住自己在生活里那“快半拍”。
1955年评衔，他原本排位中将。授衔名单公布前夕，尹先炳出差回京路过中南海，想起刘伯承的叮嘱，心里打鼓。之后的降衔处分，他一句辩解没有。老部下问他怎么想，他摆手：“我打仗是为了打仗，可不是为了一块牌子。”
政治学院的三年，他比年轻学员起得还早。清晨六点操场，尹先炳戴着草绿色军帽，在队尾慢跑。有人嘀咕：“一个大校带头跑？”队列瞬间安静。学员们跟着他跑完五公里，他又拉到教室讲战例，黑板上全是箭头、火力点，字迹歪斜却一目了然。
1961年，中央决定调整各大军区干部，政治学院要裁并机构，有人提议把尹先炳下放。罗荣桓再次出面：“干部使用要看人不是看影子。”最终尹先炳留任，主抓院务保障。院里食堂缺猪肉，他跑到河北高碑店联系军供站；北楼水管爆裂，他裹着大衣去指挥抢修。有人打趣：“老尹如今成后勤部长了。”他笑得爽朗：“后勤也是战斗。”
1965年，军衔制取消，他终于脱掉那身补丁军装，换上干部服。再没有肩章的高低之分，校园里时常能见他和普通学员一起抬木板、搬教材。学员陈诚回忆：“尹部长平时寡言，但讲到淮海、渡江，眼睛立刻亮。”
1973年，中央酝酿重整西南边防，老同僚杨勇提名尹先炳出山。考虑健康和年龄，方案折回。1979年尹先炳住院，秦基伟到病房探望，和护士长交涉：“他当年管过我，照顾好。”护士长点头，连夜换单间。尹先炳抬手摆摆：“麻烦大家。”
1982年，中央军委讨论北京军区领导班子增补，尹先炳名字再次出现。审批流程尚未完成，1983年1月6日清晨，广播里传来杨勇逝世新闻。尹先炳躺在病床听完，沉默许久，低声自语：“走得太急。”当晚八点，他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入301医院，2月中旬病情恶化，终因抢救无效去世，终年六十八岁。
他离开政治学院那天，办公室抽屉里只留下一个牛皮纸包：一件旧军装、一本《韦尔斯世界史》，以及当年刘伯承手书“慎思笃行”四字。院务科干部拆开包裹，发现夹着一张已泛黄的照片——1950年朝鲜前线，尹先炳站在雪地，肩披棉被，笑得像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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