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2日深夜，延安杨家岭的煤油灯一直亮到子时。次日清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开幕，代表们在中央大礼堂外排队领取表格。那张浅黄色的登记表最惹眼的栏目写着“何人介绍入党”。一位老代表指着那一栏打趣：“这一回，总不能都写‘自己’吧？”众人哄笑，却很好奇毛泽东准备填什么。

23日上午，会议正式开始。短暂的寒暄后，毛泽东走上讲台，先谈抗战局势，又谈建国蓝图，末了忽然抛出一句：“表格上让我写介绍人，可我入党时根本没人介绍，我们那时候是自己办的。”话音落，礼堂里先是一愣，随后爆出掌声。此事乍听轻描淡写，其实隐藏着中国早期革命组织从无到有的艰难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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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拨到1920年初冬。长沙湘江边，十来位热血青年围坐在新民学会的旧木桌旁，窗外号角频吹，他们却只点着一盏豆油灯。毛泽东提议在湖南秘密建立共产党小组，何叔衡、李达附和，陈书农赶紧在纸上记人数。当天加入的成员只有六人，却决定按《共产党》月刊的精神定期研读《宣言》《纲领》，并约法三章：保密、募书、传递讯息。就这样，长沙小组悄悄诞生，距1921年上海一大召开还差大半年。

要说影响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绕不开的名字。1918年秋，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代管期刊室，常被李大钊拉去旁听讲座。李大钊摊开《共产党宣言》，对他说：“时代在吶喊，青年要有世界眼光。”毛泽东默默记下一句：“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一夜，北京初冬的寒风很烈，青年心中的火却更旺。

如果说李大钊点燃火种，那么陈独秀提供了火种的燃料。192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民厚南里拜访陈独秀，二人探讨国内形势。陈独秀递给他一叠油印刊物：“组织必须先行，理论必须立得住脚。”毛泽东当场翻阅，连连点头。上海早期组织的章程、青年团的办法、列宁关于先锋队的论述，全靠这批资料传到长沙。没有推荐信，没有引见仪式，却比任何“介绍人”更具决定性。

1920年9月，远在巴黎的蔡和森来信：“中国此刻非建共产党不足以图自救。”毛泽东马上回信，明确赞同，“建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并附上长沙小组的简况。信到法国，蔡和森振奋不已，在法组建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时，特意提到“湖南已燃起新火”。正是这种跨越万里的呼应，让星星之火得以连成燎原之势。

同年冬，长沙小组发展到十人。入党手续极简单：朗读誓词，焚香立誓，随后分头去工人夜校、农民协会做启蒙。没有谁给谁发证明，亦无“介绍人”的称谓。分散而不散乱，秘密却极自觉——这便是毛泽东所说“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

与毛泽东同时代的董必武、陈潭秋等，都留下了明确的入党介绍人，如李汉俊、刘伯垂。原因很直白：武汉、上海相对集中，党员之间交流频繁；而长沙小组诞生时，外界尚不知有此组织，根本没人可以“介绍”。这是地域条件，也是历史巧合，更体现出早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几乎同步萌芽，却又各自孤军深入的现实。

长沙试验曾经遭遇挫折。1920年底，毛泽东发起的“湖南自治”请愿失败，军阀赵恒惕大肆逮捕学生，党小组被迫解散转入地下。有人灰心，有人远走，而毛泽东选择留下：深夜，他对何叔衡低声说：“不为一时胜负，方向对，就走下去。”一句话，把旁人原本动摇的信念又拉了回来。事实证明，这种凭借信念而非手续维系的组织，反而更具韧性。

1921年7月，上海一大召开。因为湖南代表赶路受阻，毛泽东只身前往，与董必武、李达等汇合。大会通过党纲、党章时，他已经是长沙小组的骨干，身份自然顺延为中共正式党员。至此，“没有介绍人”的记录正式连入党的历史。

七大上那番“自我填报”的调侃背后，还有一层意味：到1945年，全国党员已突破一百二十万，组织制度完备，入党程序严格。毛泽东回忆早年经历，不是为了标榜个人，而是提醒与会者：别忘了从哪里出发，别忘了初心只有两个字——奋斗。

多年以后，陈士榘将军忆及1927年在井冈山加入党时说：“主席亲自主持仪式，既庄严又简朴。”那天，简陋的黄洋界工棚里，毛泽东讲完纪律，递上一方红纸：“写下你的誓言，贴在心口。”连队建党从此成为惯例，也说明毛泽东虽无介绍人，却乐于为后来者铺路。

回看历史，毛泽东成为共产党人的道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由维新、资产阶级民主、无政府主义乃至空想社会主义的多重碰撞后，最终锁定马克思主义。他自己没有“介绍人”，却在探索中扮演了众多青年的指路灯。正因如此，当他在七大上爽朗一笑，说“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台下掌声才那么热烈——这是对一代人无师自通、筚路蓝缕的真情致敬，也是对后来者最生动的提醒：道路如何走，终要靠自己去闯。